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人民法院与共和国风雨兼程、一路相伴，一同走过全民建设的激情岁月，一同走过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一起走进更加昂扬向上的新时代。
建国70周年来，每一位法院干警都投身到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每一个法院的影像都如同汇聚大河的水滴，反射着时代的镜像。这些文字和图片既是对时光的纪念，又是记录历史最为真切的档案。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今天小编带来的故事是关于一位上海法院的“老熟人”——翁香光，听她回忆与法院长达70多年的不解之缘。
主人公 ——上海高院百岁老人翁香光
记忆是流动的史册。在我国数十年的法治进程中，曾有无数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手握法槌定分止争，用一纸判决守护公平正义。还有一些人，站在常人目无所及的幕后，默默为新中国的法治事业添砖加瓦，功成不必在我。
从1949年到2019年，翁香光这个名字始终与上海法院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既是我国法律事业的一员，更是新中国法律从无到有的见证人。
1949年8月11日，天气晴。那天的上海市浙江北路191号显得格外不同。法院内外，聚集着许多人。他们神情肃穆，眼中却饱含期待。翁香光坐在主席台下，身上的制服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她挺直腰杆，和身边的人一样，聚精会神地看向主席台正中的男人。
▲ 1949年8月11日，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
“我宣布，上海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轻微的四川口音掩盖不住声音中的威严与庄重，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庄严地宣布。
当时，翁香光就坐在台下。正是那一天，上海市法院正式成立，揭开了上海司法事业的帷幕。
翁香光出生于1919年3月15日，说起这位百岁老人与法院的缘分，便绕不开她的姐夫倪征燠。
倪征燠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1906年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的他，自中学毕业后便立志学法报效国家。求学伊始，他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后又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倪征燠回国时，正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正处于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的危急关头，深谙英美法律的倪征燠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决心为国家和民族讨回公道。最终，倪征燠不辱使命，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 1949年 浙江北路191号 上海市人民法院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一生与法同行的倪征燠便是翁香光法律事业的引路人。翁香光与丈夫张沅吉原本供职于《良友》画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查封了《良友》杂志社，自此之后她与丈夫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迫于生计压力，夫妇俩只好另谋职业。倪征燠看到夫妻二人失业了，就介绍了法院的工作给他们。张沅吉不想来，翁香光跟倪征燠说她愿意来，但当时她其实并不懂法律。
阴差阳错，翁香光就这样走进了上海法院。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让她从此开始了与法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许是法院生活占据了翁香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记忆，对于几十年前的法院旧事，她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对于绝大多数承惠于计算机的发展乃至经常出现提笔忘字情形的现代人来说，提及“缮写”二字，很少有人知道其所谓何意。
《古今韵会举要》有云：“编録文字谓之缮写”，誊抄文件便是翁香光在法院的第一份工作。
翁香光刚进法院的时候，在缮写室工作，部门里面有十几个人。当时，法官的判决书之类的都是手写的，所以他们要把法官的判决书拿去刻钢板，然后拿油墨去印。那时，翁香光他们需要抄录的不仅是法官的判决书，还有法院的相关文件、通知等，这些资料全部需要缮写部门的人员一字一句手工书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上海法院的绝大多数文件档案都出自他们的笔下，而他们与法官们一起，用一支支钢笔，一笔一划地书写上海法治前行的轨迹。
作为上海法院的“老人”，各个部门都曾留下过她的足迹。除了缮写室之外，翁香光后来还在收发室、总务科、财务科等部门工作过，她曾负责过机要文件的传递，甚至还曾负责过饭票油票的发放。
1960年的时候，上海高院要搬到福州路209号。尽管办公地点仅有一路之隔，但对翁香光和她的同事们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1960 福州路209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世纪60年代，上海市法院还是整个上海唯一的一家法院，当时所有的案卷资料和相关档案全部存放在上海市法院的办公室内。为了安全起见，法院的所有档案主要放在二楼。当时没有电梯，档案全得靠人搬。虽然要搬去的209号就在当时办公楼的对面，但如何把档案从二楼搬到一楼则成了他们的大难题。这个问题困扰了翁香光和她的同事们好几天，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算盘。那时，他们找了很多很多的算盘，用绳子系好，从二楼楼梯一直铺到一楼，然后把档案都放到算盘上面，从二楼一捆一捆地滑下来，再抱过马路。
将算盘作为滚轮，文件运输问题迎刃而解，靠着这个绝妙的点子，负责保管档案的众人最终化解了档案运送的难题。而这件趣事，就像是翁香光数十年法院生活美好的角落，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每每提及，翁香光都忍不住微笑起来。
对于翁香光来说，法院不仅是她的工作单位，更是她的家庭与后半生的温暖。
时至今日，翁香光还记得当时和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日子，还记得最开始一起工作的同事韩述之是地下党，并在1950年8月至1952年8月期间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上海高院的同志们也时刻惦记、关心着老人。在翁香光百岁生日之际，上海高院老干部处的同志们特地将她请回高院，为她庆祝百岁生日。再回老单位，对着院史墙上历任院长的相片，翁香光的眼中既有怀念，又有慨叹，仿若穿过时光长河，依稀能看到旧日故友的模样。
▲ 翁香光参观上海高院院史馆
翁香光没有儿女，亲友有的侨居海外，有的在台湾隔海相望，上海高院对她而言，几十载的相伴，更像是家人般的存在。
2018年3月21日，上海高院老干部处特地为法院的老干部举办了寿宴，高院院长刘晓云、副院长盛勇强和政治部主任陆卫民也在寿宴上向法院的老同志们表达了感谢与祝愿，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对法院事业的付出，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从1949年到2019年，我国法治事业长足发展的背后，是无数如同翁香光一样为新中国法律事业默默付出的工作者。他们的名字也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他们为法律事业作出的贡献则镌刻在了我国法律事业的发展之中，不曾被片刻遗忘。
世纪行过，唯法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