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邳州市车辐山镇司法所调解室主任刘兆明（右一）跟当事人确认协议书内容。杜呈祥 摄
“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都闲了，一年也碰不上几次上阵机会，村民之间有了纠纷到村里乡贤之家就能解决。”近日，当《法制日报》记者来到远近闻名的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乡贤协会时，年近古稀的乡贤协会会长耿德堂一见面就大笑着说道。
自2015年成立以来，“耿集乡贤协会”由原本只有3名工作人员的小团体发展为如今拥有1个乡贤工作室、13个村（居）乡贤工作站、164个乡贤之家的三级大网络。3年来，有效化解各类矛盾上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而这仅仅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江苏徐州实践成果的一部分。徐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冬梅向记者介绍说，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启示和引领下，徐州用活特殊地理位置，变被动为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探索出乡贤协会、民主协商理事会等一批高效实用的调处机制。
群众事解决在基层
“现在乡贤们不仅是调解员，还是监督员、宣传员、网格员。不仅有乡贤协会，还有艺术团，不再是被动等着群众求助，而是主动上门找。”耿德堂向记者介绍了乡贤们的新身份。
进入耿集乡贤协会工作大厅，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端坐值班台的两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
“这是我们的值班员。现在纠纷量在下降，但每天都会派3至4人值班，以防出现突发情况。”见记者面露疑惑，耿德堂解释道。
如今，依托于三级调解网络的高效循环运转，乡贤工作室从原来一天需要接待几十人到现在几天见不到一个人。
“乡贤就是民间公序良俗的化身，他们说出的话老百姓愿意听也信服，乡贤调解和人民调解相结合是更适合本地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之法。”贾汪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党委书记魏利民说。
在云龙区黄山街道绿地北社区，居民可以自己举手表决如何解决身边的麻烦事儿。
“2015年，社区党总支就社区居民众多、需求众多的实际，按照‘7＋X’的模式成立了社区协商议事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云龙区绿地北社区党委书记刘天宇一边指着展示墙画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通过墙画了解到，理事会中7类固定成员包括社区两委班子代表、业主委员会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社区较有影响力的群众代表、法律工作者、热爱社区工作的退休干部等。X包括事项涉及的利益群众代表、政府职能部门、物业、辖区单位等，每次议事团人员规模都在20人左右，还有5个为自愿报名参会的居民准备的旁听席位。
“议题要如何收集？如何确定会上讨论的议题？”
“我们通过入户访谈、问卷调查、微信群、QQ等方式收集包括社区公共设施、集体资产等七大类问题。”刘天宇说，“之后会梳理出一份议题清单，根据关注度标记1至5星五个级别，优先解决靠前议题。”截至目前，全区已组建理事会82个，收到协商议题近千个，聘任社会（区）事务协商代表600多名，近千名居民参与其中。
打造平安边界促发展
就在记者结束上午采访后，同行者向记者介绍了苏鲁微山湖交界地区共建联防联调机制，让持续150多年的边界纷争变为互相促进发展。
是什么原因让延续百年的纷争化为乌有？记者决定前往一探究竟。经过两个小时车程，记者抵达苏鲁微山湖交界地区的徐州市沛县大屯维稳中心。
“微山湖位于江苏、山东两省交界地区，其中大屯街道的25个村居中，有12个村居与山东济宁市微山县接壤。以前沿湖村民时常发生湖田、湖产纠纷，还多次发生械斗。”大屯维稳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
“自从两边签订了联防联调协议，村上每个月都要跟接壤的七八个镇举行联席会议，交流交流，拉拉呱（拉家常）。要是对面村镇的干部家中有婚丧嫁娶的，我们也会去，中秋春节等节日也会去拜访，以前是想都不敢想。”安庄居党支部书记宁道龙说，“这两年涉边纠纷是一件也没遇上。”
记者了解到，2003年7月，徐州、济宁两市签订《关于联防联调共同维护边界地区社会稳定的协议》，让这片被纷争困扰了百年的湖区迎来了稳定。不仅如此，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原来“四联”工作机制拓展到“七联”工作机制，即联谊协作、上下联动、纠纷联调、治安联防、平安联创、信息联通、齐打联控，实现交界地区无重大纠纷、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体性突发事件、无重大刑事案件的“四无”目标。
稳定之后，自然是谋发展。近十几年来，沛县着力发展个体工商业、高效规模农业和第三产业，多渠道发展经济，村民对湖田、湖产的注意力得以转移，县里相继建设柳条编织厂、纺织厂等多个厂房，沿湖12个村的私营个体工业蓬勃发展。
机制再创新拓展专业范围
“说到底是你盖房占了别人的地，还没经对方同意挖了人家的树，都是邻居，大家各让一步。”这是不久前，邳州市司法局巡回调解团队调处一起长达两年宅基地纠纷案件的现场，这次调解最终让多次大打出手的两家人握手言和。
据介绍，这起案件中，纠纷当事人孙某、冯某两家是邻居。孙某在重建房屋时占了冯某0．8公分的地，还把他家的一棵银杏树给挖了。此后，只要孙某一开工，冯某就去捣乱，孙某家只得在宅基地上搭建窝棚过日。双方多次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派出所、村委会多次协调未果。
“两家也因此屡屡上访，十分棘手。”邳州市车辐山镇司法所调解室主任刘兆明向记者介绍说。
“收到这个案件后，我们邀请资深律师、心理咨询师陪调员、土地方面的专家，再加上专职调解员，组成巡回调解团队研究对策，制订方案。经过5个小时调解，终于让双方握手言和。”邳州市司法局人民调解管理指导科科长王凌说。
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启示和引领下，作为全省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试点工作联系点，邳州市司法局对辖区内的信访难题，按照“一案一策一团队”模式，根据案件性质、特点以及涉及的部门，从访调对接专家智库选才组成调解小组，精准出击，同时根据案件发生的原因、涉及人数、主要诉求、事态发展等情况，在全市25个镇（街道）进行巡回现场调解。截至目前，已累计参与调处信访矛盾50多起，成功率达100％。
“不仅仅是诉调对接方面我们在创新，2013年在全省率先推出让司法调解员进驻派出所的公调对接工作机制后，我们还将该机制逐步推广到矛盾纠纷多发、易发领域和行业，积极建立交调、医调、物调、访调等对接调解平台，实现了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全领域建设。”徐州市委政法委综治协调处处长周晓辉说。
目前，徐州已实现劳动争议、物业、医疗、道路交通、消费5类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全覆盖，正在进一步向环境污染纠纷、银行业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工程造价纠纷等专业领域拓展延伸。
记者手记
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让“枫桥经验”在徐州生根发芽并开出繁花，城市建设者们因地制宜探索出一系列高效实用的纠纷调处机制。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逐渐了解到多重身份的乡贤调解员、社区协商议事理事会、化解百年边界恩怨联席机制等带着徐州“本土味儿”的“枫桥经验”新实践。
让乡里乡亲都信服的乡贤们担当调解员、让居民自己决定社区事务、让本有“仇怨”的双方坐在一起闲话家常……这些都是当下正在徐州发生的事情。这一连串的矛盾化解机制让纷争钝化在最基层，将城市建设者们的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为800余万彭城百姓创福祉、谋福利。
编后
传承中深化创新中发展，深化“枫桥经验”本土化发展。本报记者连日来走访江苏各地，本报连续刊发7篇报道，集中展现了70多个基层政法单位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出的硕果。
南通15年来坚持贯彻大调解机制，持续扩大参与主体、受理范围、解决效率，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南通各地得到再升华；南京依靠构建矛盾纠纷化解“五大体系”，让“矛盾不上交”成为一线基层干部心中的工作准则；无锡通过科技手段强化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以“网络＋网格”的模式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苏州从细微之处着眼，推动“12345＋网格化＋信访＋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深度融合；连云港整合分散“兵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运行体系，第一时间发现、就地解决矛盾纠纷；徐州利用乡贤调解、七联调解机制等“本土味儿”十足的措施落地新时代“枫桥经验”，让纷争钝化在最基层。
实践中，江苏注重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不断探索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形成具有江苏特色的“矛盾不上交”的工作体系，有力推动了江苏政法工作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本报“枫桥经验”在全国——江苏创新实践系列报道到今天告一段落，接下来，本报还将继续刊发“枫桥经验”在全国的系列报道，展现各地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方面的创新实践，敬请关注。□丁国锋 罗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