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吐尔逊·木沙在工作中。朱俊摄
9月30日10时30分，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吐尔逊·木沙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当日要执行的案件材料，十几套材料将他的桌面堆得满满当当，而在此前，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当日的第一项工作——在电脑上检查被执行人财产网络查控反馈情况。
查阅执行案卷、拟定执行方案、网络查控财产、整理执行材料、接待当事人、外出办理执行事项，这是近三年来吐尔逊一日的工作日常。因为案件量的急剧增长，执行法官们每天都要和工作“赛跑”，尽管如此，吐尔逊每天还是元气满满。
“因为劳有所值!”吐尔逊说。
2011年，在基层政法系统工作10年后，吐尔逊从阿克苏市人民法院调至乌市新市区法院执行局工作。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法院执行工作的发展和变化。
用一组数据可以直观反映吐尔逊口中的变化：2011年，吐尔逊最多办理案件200件左右，而今年，仅半年的案件量就达700余件(已完成案件400余件)。
执行法官的年均办案量如此巨大，原因有多方面。近年来，法院执行工作科技手段加强，征信系统日臻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惩戒措施更加严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基本解决执行难”，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执行工作。
吐尔逊说，过去，为了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耗时很长，仅查银行账户至少要跑七八家银行网点，车辆的查询周期也相当长。2015年以后，法院执行工作逐渐实现信息化，执行法官通过网络办案，足不出户即可在电脑上通过网络办理财产查控。近两年，乌市新市区法院的执行力度与全国法院同步加大，全院上下可谓“火力全开”，办案质量和数量大幅提升。
吐尔逊给记者例举了自己办理的两起较为典型的案例。
在2012年的一起离婚案中，案件以调解结案，约定被执行人张军(化名)应赔付申请人刘英(化名)共计200万元。
当时，吐尔逊花了6个月时间才查清张军的财产情况，但张军在乌鲁木齐的房产和车辆在法院执行期间均已变卖，而他所持的银行卡里也无分文。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吐尔逊发现张军在湖北省武汉市有新的银行账户，但要扣划账户里的资金必须前往武汉市。吐尔逊和另一名执行法官一起去了武汉市，却扑了个空，账户中资金已被转走，而张军本人也如同人间蒸发。
在第6次前往武汉市后，执行法官才找到张军。在法官严正告知法律规定讲明利害关系后，张军跟刘英再次达成和解协议，称将在一年内给付全部欠款。但实际上，在规定期限内张军只履行了20万元的给付义务。之后，吐尔逊再次前往武汉市，却再次与张军失去联系。
2016年，在和解协议规定的还款日期过去一年半后，刘英申请恢复执行。
由于张军恶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义务，采取拖延等手段逃避债务，法院对张军采取了拘留措施，张军终于履行了给付义务。一件历时6年的执行案件最终得以执行。
而另一起案件是吐尔逊正在办理的一起借贷纠纷执行案件，该案申请执行人在记者采访当日就在现场等候。
申请执行人张涛(化名)找到吐尔逊询问自己案件的执行进度，得知只剩最后一道审批程序，退款这几日就到账，张涛十分感慨：“我根本没想到借出去十几年的钱还能要回来，这次让我切身感受到了法治进步的成果。”
2002年，张涛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将4万元借给刘恒(化名)，多年过去，刘恒始终未归还这笔钱，张涛也早在多年前就与刘恒失去联系，实际上，刘恒早已迁居内地。
本以为这钱就打了水漂，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两年的起诉期取消，张涛又看到了希望。同年9月，他将刘恒告上法庭，乌市新市区法院最终缺席判决刘恒归还这笔欠款。判决生效后，刘恒依然没有出现。
今年8月13日，张涛申请强制执行，负责执行该案的法官正是吐尔逊。当天，吐尔逊就对刘恒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查封。9月14日，刘恒通过银行主动联系到吐尔逊，表示将尽快还款。三天后，刘恒如约将本息及诉讼费、执行费6万余元打进乌市新市区法院账户。
审批结束后，张涛就能拿到案款了。（古雪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