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八公山区八小的法制副校长贺叔生病了，教导员老谷便让我代他去上一节法制公开课。我问了下老谷：“是给几年级的学生上课？我好针对性的准备课件呀。”老谷霸气回应，不是几年级，是整所学校！我一听，好家伙，这场面有点大啊，得好好准备，不能在几百个孩子面前丢咱公安的脸。于是我花了一晚上时间找材料，做课件，第二天中午还趁着午休的时间彩排了几遍，下午顶着双朦胧困眼就被老谷带去了八小。
学校在八公山脚下，一路走去环境甚是幽静，我忍不住夸了几句，老谷一脸自豪：“这是我的母校啊！”我随口一问：“现在学校有多少人？”老谷自豪的表情有点僵在脸上：“大概，大概有四五十人吧……”“瓦特（what）？不是说全校师生吗？”我震惊地看向老谷，“是全校的啊！”老谷一边说一边爬上了教学楼暨办公楼楼梯，我张着嘴巴跟在他身后走进了校长室。校长姓凌，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我以为老谷在跟我开玩笑，于是趁着凌校长给我们倒水的空档向他求证学校到底有多少名学生。凌校长伸出3个手指头，一脸认真：“我们学校一共有学生39人。今天有3个请病假的，所以听课的一共有36人。”我扶了下快“惊掉”的下巴，确定老谷没有开玩笑，开始接受只有36个学生来听课的事实。
等我们走到电教教室，果然看到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们，搬着小板凳做成四五排，每排六七人。老谷到讲台上做了开场白，孩子们热烈鼓掌；我说了句大家好，孩子们就更加热烈鼓掌。这真诚的欢迎感动了我，大概在孩子们单纯的心里，穿着帅气制服的警察都是英雄式的人物，所以才有这么热烈的回应吧。
孩子们上课的情绪非常高涨，每次互动，都把小手举得高高的，一脸期待被点名叫起。讲课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一个是当我讲到“走失了该怎么办”时，问大家有没有不记得爸妈电话的。我原本以为不会有几个孩子举手，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有8个孩子弱弱地举起了小手，这个比例实在不算少，我问了下才知道，这几个孩子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想起之前凌校长告诉我的，全校39名学生中，有将近一半的都是留守儿童，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姑娘咳嗽了，小脸憋得通红，因为时间比较紧，我没有停下讲课，而是走到她身边，用手帮她顺了顺背，又安抚地摸了摸她的头，小姑娘羞涩地笑了，谁知道这个动作刚一做完，教室里瞬间响起好几声咳嗽，我心里有点想笑，孩子是在用这样笨拙的方式求关注，求关爱，虽然有点幼稚，但更多的是可爱。
第三件事就在讲到禁毒知识的时候，我放了一张图片给孩子们看，图片分两半，一半是正常人的半张脸，红润帅气，手里托着房子和幸福的一家人。另一半是“瘾君子”的脸，瘦骨嶙峋，手里抓着针管、药品还有一朵妖艳的罂粟花。我问孩子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孩子们踊跃举手“我知道！我知道！”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是四五年级的女学生，那小姑娘自信地回答道：“玫瑰花。”听到这样的答案，旁边的听课老师都笑了，可是全校没有一个孩子来反驳“这不是玫瑰花，是罂粟花”，这其实反映了法制教育的缺失。同样缺失的还有青少年性教育，在讲到校园性侵害时，后排几个高年级的女孩子互相看了几眼，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悄悄低下了头，这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继续说下去了，当然，我依然“顽强”地坚持把话题说完了，因为我知道现在儿童的性侵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加强防范意识不容忽视。
上完课后，我与36个孩子照了一张“茄字剪刀手”全家福，纪念我的第一次“全校”法制课。拍照的时候有个孩子悄悄地搂了我一下，我把她抱到我的腿上，她笑成了一朵小花。学生少也有少的好处，一节课上完，大家就彼此熟悉，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很温馨。
临走前，我们与凌校长说了会儿话，他说这样形式的课他和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希望以后可以多开展几次，他也会努力地招生，让学校生源扩大一点。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年级的孩子趴在窗口往我们这看，我笑着冲他挥了挥手，等我们准备走时，再往那个窗口看去，那里竟然长满了小脑袋，好多小手冲我们挥啊挥，依依不舍的神情都写在了他们稚嫩的小脸上。我走了老远，回头看时，还能看见孩子们花儿一样的笑脸。
（王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