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黑户问题，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户口!”
今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之后，全国各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台实施意见、实施方案等，努力为各类无户口人员解决实际问题。
“无户”“黑户”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疑难杂症，几乎每个申办人背后都有故事，每份档案都有一摞厚厚的调查走访材料……
时隔8个月，各地落实情况如何，在推进过程中又遇到哪些具体困难?
为此，记者走进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分局，了解该局为不同类型无户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多个片段，并就此项工作采访基层一线民警。
被拐23年
7月12日，被拐离乡23年、辗转新疆阿克苏生活的女子小朱千里迢迢回到襄阳市襄城公安分局隆中派出所申请补办户口。
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岁的小朱随母亲从外地改嫁来到襄城区隆中农村，随后同母异父弟弟的出生让小朱的境遇倍加冷落。1993年，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朱外出打工逃避家庭，却被骗、拐卖至枣阳。1998年，小朱辗转来到新疆，结识现任丈夫，结婚并生育一儿一女。
20多年辗转流离使小朱落入“无户口”“黑户”状态，给现实生活带来很大困扰。于是她风尘仆仆回到襄阳，寻找阔别23年的亲人、寻找自己的根。
“被拐”“寻亲”“黑户”，这些关键词立刻引起民警的关注。
民警根据小朱自述展开调查，但情况并不乐观:小朱的继父多年前去世，70岁的母亲再次改嫁不知所终，弟弟外出打工据说陷入传销多年未归，直系亲属一个都不在……
寻找小朱现存的直系血亲，成为办理落户的第一个环节。民警历时两天走村串户查访，终于在临近的另一个乡镇找到其母亲消息。
7月14日，警方带着小朱前往认亲。
但年已70岁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竟相见不相识，拒不认女。
民警引导小朱交流、再交流，回忆、再回忆……亲情的打动、邻居的诉说，终于解冻了老人尘封的记忆。
相认那一刻，小朱泪如雨下，现场令人唏嘘。
直系血亲虽然找到了，但申办户口仍面临重重困难:时间跨度长，前后23年；地域跨度大，从襄阳到枣阳再到新疆；查证难度大，涉及当事人单方举证的查证、当地行政区划的变革以及跨地域警方的沟通协调等。
同时，警方现有户籍数据库里并无小朱迁入户籍记录，小朱曾经的学校已撤校，甚至因农村女性的弱势，23年前小朱失踪都没有报警，现有文字资料里没有小朱在襄阳生活的记录……
警方没有放弃，在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户籍民警带着小朱遍寻当年的同学、老师、村组干部出具相关证明；联系其母亲户籍迁出地，查找小朱随母户籍迁出证据；联系档案馆查找上世纪90年代、80年代人口普查资料；联系新疆警方，查证小朱在疆婚姻、居住、生活实情……
几经努力，民警终于在襄州区(原襄阳县)档案馆80年代人口普查资料中找到了小朱及其继父、母亲的资料。
7月27日，经过警方半个月的努力，小朱终于领到自己的户口本。
“38岁了，终于不再是黑户，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出门!”珍惜地捧着自己的户口，小朱喜极而泣。
打工沦“黑户”
6月9日，在辖区走访时，襄城公安分局欧庙派出所户籍民警孙建中得知，李老村一组贫困户张光新一家3口无户口。
孙建中随即登门调查，家徒四壁的张家让他印象深刻。
1993年，经人介绍，原籍河南新野的张光新与襄城区欧庙镇李老村一组村民张金平结婚，婚后将户口迁入欧庙镇。1994年、1995年，两人生育一子一女，但妻子患有精神疾病，1998年离家出走至今不知下落。
其后，遍寻妻子不得，无法忍受村里闲言碎语，张光新带着两个孩子外出打工，这一去便是10多年。
在随后的户口清理中，由于张光新全家未在村里居住且音信全无，村委会未掌握其情况，导致全家户口被注销。
不久前，因子女无身份证，在外无法接活，张光新这才举家归来。
孙建中立即将情况向派出所领导、襄城公安分局汇报。襄城公安分局治安户政部门走访核查，情况属实。
经查阅原始户籍档案，民警找到了张光新当年户口迁移相关材料。
经上报审批，7月1日，张光新一家补登身份信息，解决了“黑户”问题。
刑释人员自毁证明
“没有身份证真是寸步难行，我悔不当初一念之下走了歪路，一怒之下毁了释放证书……”
“我是从新闻上看到这消息的，是国务院的政策让我看到了希望!”
提起往事，50多岁的叶师傅不住地摇头叹息。
上世纪80年代，叶师傅是襄阳市提花织布厂一名职工。1981年，一念之差，他随几名青工合伙盗窃厂里的棉布，后被判刑1年半。
服刑出狱后，遭到工厂辞退，叶师傅一怒之下撕毁法院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书，不去派出所报到落户，外出打工闯荡。
但随着近年来国家管理日益规范，银行开户、手机使用、外出住宿乘车都需身份证实名认证，叶师傅的打工路越来越窄了。
今年4月，从新闻中得知国家突出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时，叶师傅找到襄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民警经过调查，从法院查找到当年判决书副本，从服刑监狱查找到相关资料。经报上级审批，时隔30多年后，重新为叶师傅恢复户口。
收养17载
4月下旬的一天，环卫工人黄女士匆匆走进襄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她是来为17年前收养的女儿落户、办身份证的。
1999年6月的一个凌晨，黄女士在襄城区檀溪路清扫街面时，在路边树丛里发现被人丢弃的女婴娟娟。
“当时周围找不到人，孩子很可怜，我就把她抱回了家。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没读过多少书，也没想到要办收养、给孩子上户口。这不马上要中考了，要用身份证，我这才着了急!”黄女士焦急地说。
因无出生证明，黄女士在民政局、派出所先后碰了壁，不得已，这才找到襄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针对黄女士的这种情况，襄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与襄阳市公安局户政部门紧急沟通，并与民政部门磋商，开出了如下“药方”:
一是取血样做DNA鉴定，入全国公安打拐信息库，以备亲生父母认领；二是公安机关开展调查走访，走访黄女士单位、同事、居委会、孩子学校，出具相关旁证；三是民政部门据此出具收养证明，公安机关办理入户手续。
经警方、民政部门紧张运作，中考前半个月，小娟娟的身份证办了下来，了却了黄女士的一块心病。
挑战难题探索破冰之路
“‘无户’‘黑户’问题多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疑难杂症，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对公安机关来说无异于一场场挑战。”襄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沈启宏说。今年前8个月，襄城公安分局已办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问题59户167人。
襄城警方分析发现，“无户”或“黑户”人员，从结构上看，农村高于城市；从类型上看，农村地区因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未入户、长期在外务工、婚嫁转签被注销原籍户口的最多，占77.3%，这种情况尤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多，村集体为少缴提留款，在村民长时间外流、并未将户口迁出的情况下，将户口注销，或流出村民将户口迁出不落地又返乡造成无户口；因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超过有效期限造成无户口的居其次，占9.2%，其他类型虽存在，但不多见。
在沈启宏看来，从基层办理情况来说，“无户”“黑户”目前存在两难:一是查证难，此类问题往往时间跨度长、地域跨度大、涉及部门多，为确保身份证件的唯一性、准确性，往往需要多地、多部门通力协作，尤其须打通公安体系外的民政、卫生、档案等部门间壁垒；二是检测难，涉及非婚生、收养等类型无户口人员，往往需要做DNA检测，但高达数千元的检测费令许多困难家庭望而却步。
今年以来，在解决无户口人员问题上，襄城警方学习研究文件，吃透政策精神；同时针对八大类情况结合具体事例，与上级沟通，商讨具体办理的方法，并力争在公安机关权限范围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事程序，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
“让无户口者过上有尊严生活，彻底解决‘无户’‘黑户’问题是国家政策导向、群众利益需求，在问题与挑战面前，作为户口登记管理职能部门的公安机关必须责任为先，勇于担当，做破冰解难的探索者。”襄阳市襄城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龚云涛说。（刘志月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