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喜欢开会的人，但这两天很认真地“旁听”了一个重要会议，创下了“个人会议史”的三个第一次。我写过很多有关政法题材的评论，但还是第一次应邀采访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长期关注孟建柱书记的动向，但现场听他的报告还是第一次。做了很多年新闻工作，但进入京西宾馆也还是第一次。

　　京西宾馆的特殊性，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走在京西宾馆的各楼之间，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历史感。会务组给我安排的房间在最高一层，站在窗户边，能够看到形状奇异的世纪坛，甚至能够看到远方的燕山山脉。视野这东西，平时可能觉不出来，但关键时候真的很重要。

　　中央政法会议召开之前，孟建柱书记的飘逸“走位”就曾经引起过人们的广泛关注。新年伊始，他密集召开了三个座谈会，座谈的对象分别是律师、法学专家和媒体老总。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他所接触的这三个圈子，跟政法系统可说不上是“亲家”。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政法系统的批评主要就来自这三个领域。作为政法委的“大当家”，孟建柱和这些人座谈时丝毫没有敲山震虎的意思，而是保持着一贯的朴素、平静与谦和，在绝大多数座谈时间里都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我一度思考，他开这些座谈会究竟有什么目的，会不会是为今年的司法改革寻找外脑呢？在京西宾馆拿到会议材料之后，忽然就有醍醐灌顶之感。原来，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邀请了不少法学院院长、法学专家和律师参加。这种堪称破天荒的举动，让历来较为神秘、涉密内容也最多的政法会，多了几分开放的色彩。

　　政法会议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我这样的人也受邀前来采访。“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坏人，但和那些多年跑政法口的央媒熟脸相比，我们这种做新媒体的、写评论的、经常对个案说东道西的人，肯定算不上政法系统的“本门本派” 。把监督者请到闭门会议上，往小里说是不和你计较，往大里说是体现胸襟和自信。其中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据政法委内部人士介绍，孟建柱书记特别重视新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这种开明和开放的姿态，是面临改革重任的政法系统尤其需要的。

　　在我个人看来，孟建柱书记在政法会议上的报告有这样几个特点：平实、接地气、大局感出色、新提法多。作为一年一度的政法会议，谈成绩、讲体会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能讲到实处、触到痒处，就不免让人兴味索然。孟建柱提供了很多数据，列举了很多他在各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比如，去年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出现了双降现象，这肯定是社会综合治理向好的有力证据。上海法院系统在实行员额制之后，审结案件上升而上诉率下降，就充分证明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正效应。他还谈到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具体案子，即使涉及到政法系统内部人也毫不避讳，让人清晰感受到他的大局意识和法治思维。比如，他提到了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例子，就让我心里有几分“窃喜”，因为他所披露的具体案情，和我在某篇文章中的分析基本一致。他对宁夏公交纵火案、深圳滑坡事件的深入剖析，尤其让我感受很深。以往我们这些批评者有一种担忧，就是担心主政者不善于从悲剧中吸取教训，但在政法会议上我意识到，政法系统内部的反思其实深刻得多、有力得多。他们清醒地知道风险所在、知道问题的症结，也正在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

　　外界所关心的问题，在孟建柱的报告里都有所涉及。这两年，金融风险尤其是网络非法集资问题有所爆发，防范和处置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屡有发生，虽然执法机关跨境打掉了不少团伙，但追回涉案资金却面临困难。暴恐袭击的危险时刻存在，但政法机关有信心打击境内外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维护公共秩序。精神病患等特殊人群的管理有所加强，但离应管尽管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2016年政法系统的重头戏，是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去年中央深改组通过了二十多个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要把这些文件落到实处，不攻坚是不行的。在孟建柱书记提到的多项改革措施中，在我看来很有新意的相当不少。比如说到对贪污贿赂犯罪，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刑罚适用要宽缓，但刑罚执行要严格，不能判得很重但实际上坐不了几天牢。他还提到，要借鉴西方诉辩交易的合理因素，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节约司法成本，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面，今年有可能会推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和意见，尤其要把不认罪和认罪后翻供的案件作为推进庭审实质化的重点，防止庭审走过场。推动司法人员和律师构建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这些改革措施，表面看来只对当事人有影响，但实际上它会推动法治和文明的进步，从而以公平正义的能量化解社会戾气，促进社会和解，并最终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我很高兴在政法会上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走对了方向，社会治理呈现出良好的转变势头。其实，这也正是我个人在过去两年里的一个模糊感觉。听到不同地方的公检法领导干部，用详实的事例证明这样的判断，窗外寒风呼啸的声音好像也不那么刺耳了。（文/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