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3月，“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执行模式发生深刻变化，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批突出问题得到解决。
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意味着法院执行工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如何在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基础上趁热打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
从“基本解决”到“切实解决”，从“攻坚战”到“持久战”，执行工作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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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我们深挖问题原因，抓住核心关键，‘清家底、还欠账’，不断破解影响执行的瓶颈，实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4月11日，在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陈勇告诉记者。
今年1月1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学群在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去年，我们使出全力，攻坚拔寨、排险夺隘，打了一场英勇顽强的攻坚战，执行工作取得巨大进步，核心指标达到全国法院平均水平，圆满实现省委提出的目标。
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肩上的担子并未减轻。省法院执行四庭庭长张凤田告诉记者，从“基本解决”向“切实解决”跨越，执行工作力度不能减、步子不能缓、认识不能松。
陈勇认为，要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打好“持久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在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上用力。
力破执行难，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在采访中，各级法院的有关人士给出了答案：“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加强机制保障”“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完善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和立法”“提升办案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执行工作是个系统工作，仍需举全社会之力推动。”省法院执行三庭庭长赵子军认为，“对法院而言，当务之急是提升信息化水平，为解决执行难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提升信息化水平，首先要升级硬件，此外系统信息的补充、完善也至关重要。”千山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副主任孙晓露告诉记者，“目前的执行信息平台利用率较低、查询速度慢，与最高法的平台对接有时不顺畅，影响执行工作的效果。有时信息上传后得不到及时回馈，只能打电话与对方的客服人员联系。”
省法院执行局局长王宏介绍，大力推进“一化两中心”建设，已列为今年全省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继续攻坚执行难，也成为省法院今年的工作重点。其核心是，在建立完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和提升执行公信力、认可度上寻求突破。
创新执行机制 在“执行质效”上下功夫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到“切实解决执行难”，至关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执行质效。张凤田认为，“执行难成因复杂，从内部原因看，主要是执行规范化水平不高、执行人员力量和能力不足、执行机制不畅等影响了执行质效。”
在采访中，记者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要想提升执行工作的满意度和公信力，必须从源头做起，消除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
4月10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冶给记者详细介绍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模式——根据执行工作的业务分工设立了执行事务中心、快执团队、保全团队、强制处置团队、拍卖团队各1个，普执团队10个、信访化解团队2个，共七类17个执行团队。
记者注意到，担任团队执行长的多为80后、90后年轻业务骨干，专门负责办理2018年新收执行案件，通过“新人结新案、老人办老案”，保证案件审限内结案。
张冶告诉记者，新收案件由快执组根据案由、标的大小等情况进行筛选，对简易案件严格按照办理节点快速限时办结，复杂疑难及旧存案件，发挥老执行人员经验优势，重点攻克。
在张冶看来，这种工作模式打破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办到底”的惯例，繁简分流，实现简单案件快速办、疑难案件集中办、专项案件统一办，有利于集约办案资源，提升执行质效。
团队链条运行、任务分类交办、流水线式操作，一环套着一环，的确有助于实现高效运转。对此，陈勇表示，“以前办案都是一起案件一个执行人员负责到底，以到银行冻结账户为例，可能多名执行法官手头的案子涉及同一家银行，但就要分别前往，每次至少两名法官一起，造成个案耗费资源过高。”
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采用分段集约的执行工作模式，将执行局办案人员分成裁决、查询、实施三个组，执行效率至少提升了50%。
为了“一揽子”解决执行个案耗费资源过高、执行效率较低、执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去年1月29日成立了执行事务中心，下设执行立案团队、督促团队、保全实施团队和快执团队，全面承担执前督促、执行立案、网络查控、案件分流、执行督促、快速执行、保全实施、督办联络等职能。对外向当事人提供立案、查询、咨询等“一站式”执行服务；对内“一站式”完成37个节点中前4个节点工作，并推动简案快办、繁简分流。
“设立执行事务中心，集中瞄准机制性问题，大力推进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和执行事务集约化改革，让执行工作更规范、更高效、更便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王志文说。
推进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从制度层面立法层面构建长效机制
“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得以实现，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健全完善了综合治理的大格局。
在此框架之下，如何从制度层面、立法层面构建长效机制，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成为各方所盼与努力方向。
省法院副院长闫振喜介绍，虽然吹响“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冲锋号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作出了37个司法解释，为执行攻坚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我国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关于强制执行的立法，关于执行工作的法律规定分散在三大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中，系统配套和有机衔接不够。
据了解，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的条文有30多条，而多年来全国各地法院有待执行的案件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把执行规范作为诉讼法的一部分这种立法体例本身就限制了执行规范的完善。而且，一些相关的规定和司法解释过于原则，可操作性较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程序功能的有效发挥，难以满足执行工作的需要。
张冶补充说：“强制执行不仅仅是对法院民事判决的执行和保障，而是涵盖了民事、刑事、仲裁、公证等领域。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仅仅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应当通过单独立法予以规范。”
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目前应尽快启动强制执行立法程序，为 “切实解决执行难”提供进一步的法制保障和法制依据。
除推进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外，他们还提出，由于目前法律尚未规定个人破产制度，实践中许多执行案件又需要按个人破产程序处理，导致出现很多执行困难。他们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制定破产法，将个人纳入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发挥破产机制对破解执行难的“清道夫”作用。
记者从省法院了解到，为健全“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制度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前不久公布的《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年）》作出了全面部署，从执行体制改革、执行模式改革到整个信息化升级换代等方面都已涉及。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最高法正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抓紧起草，争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
理性认识“执行不能≠执行难” 增强风险意识，减少出现“执行不能”的概率
“法官，我已经申请执行了，为啥还没帮我拿到钱？” “你们不是承诺解决执行难？说了咋不兑现！”执行法官经常面对当事人这样的提问。
“当事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很多人混淆了两个概念：‘执行难’和‘执行不能’。”千山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张洪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
据了解，所谓“执行难”，是有财产可供执行，但因多方因素影响暂时无法执行到位。而“执行不能”，则是由于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客观上存在无法执行的情况，也就是即使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被执行人也无力履行。
“对‘执行不能’案件，法院即使穷尽一切执行措施，也都无法实际执行到位。” 连日来的采访中，多位执行法官向记者表示。
最高法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即“执行不能”案件占到全部执行案件的40%至50%，民商事案件中约18%的案件是“执行不能”案件。
那么，对于“执行不能”的案件，该如何解决呢？张凤田告诉记者，“执行不能”案件不应该通过执行程序解决，而是应该引导申请执行人通过破产程序及社会救助等方式解决。
据了解，目前，我省各级法院都在积极探索便民利民机制，帮助胜诉一方解决因为案件执行不能或执行不到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情况。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与中国人保盘锦市分公司签订了执行救助保险协议，率先在全省尝试推出“保全+悬赏+救助”三险联动机制，解决“执行不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帮助法院以救助促进司法扶贫、以救助促社会和谐稳定。
“法院不是万能的，不能完全解决风险问题，不应将因市场风险或社会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归结于法院执行不力。”千山区法院院长钱雷说，“执行难是个社会问题，每个环节上的人都要理解、支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他认为，公众要树立“执行不能≠执行不力”的认知和理念，以减少误解，增加对执行工作的认同感，同时需要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和风险意识，自觉防范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强大合力。
在实际执行工作中，查人找物最令执行法官头疼。不少执行法官提醒，广大申请执行人应多多配合执行干警，多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各种线索，以便案件能够顺利执行。
“当然，从长远来看，大力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多次参与见证执行的全国人大代表米忠义告诉记者，破解执行难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法院的力量，还需要各方力量多方面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