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吃螃蟹的勇气搭配摸石头过河的谨慎 首个基层金融审判庭长的改革开放故事
几张A4纸的打印稿上,勾勾画画满是修改意见。
这本即将出版的《金融审判理论与实务研究》,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的第五本专著。
王鑫,是这本专著的修改人。
“世事多变,唯独这个习惯没变,校对文稿还是要用纸质版的好。”王鑫笑言。
他摘下眼镜,放下笔,与记者聊起改革开放后金融审判创新发展的曲折道路。
在一起市民诉外资银行的案件中,法院最终选择尊重市场规则,不违反国际惯例,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
1997年,王鑫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他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美国银行法研究》。
“这似乎就注定了日后必须从事金融审判。”他双眼微眯,回忆过往。
上世纪90年代,金融审判还是比较前沿的领域,金融案件尚没有集中审理,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都可以审理金融案件。
16年前,浦东新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就收到了一起金融案件。这起案件交给了时任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的王鑫。“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研究过美国银行法吧。”王鑫调侃了一句。
这起案件的被告是当时刚刚入驻上海的花旗银行,原告是一位上海市民。
这位市民认为,花旗银行对日均存款低于5000美元的客户收取服务费,这种行为剥夺了储户对金融服务的选择权和获取利息的权利,同时也是对小额储户的歧视。
“案子引起很大的轰动,极大冲击了当时的银行规则,审判过程一旦出现偏颇,很有可能会阻碍外资银行入驻中国的道路,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上海浦东的投资形象。”王鑫说。
这起案件的焦点,其实是国内群众的传统观念与国际市场规则的碰撞。
2006年,王鑫赴美培训,回国后,即任金融审判庭庭长。
在当时,国内大多数群众的认知是,银行就是公共机构,收费可能会构成强制交易。
可是,外资银行认为银行管理金融财产需要成本支出,不论储蓄金融多少,管理成本相差无几,因此小额储蓄金额需要向储户收取管理费用,这在国外高端银行已是常见现象,也是市场自动调节的结果。
“我们多次开展研讨会,咨询专家,最终选择尊重市场规则,不违反国际惯例,驳回了市民的起诉。”说到这里,王鑫轻轻舒了口气,“这是法律对金融交易规则的坚决维护与尊重,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
这起案件的判决意义不一般,不仅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更重要的是给很多外资银行入驻浦东增添了信心。第二年,陆家嘴的外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当然,这起案件也让年轻的王鑫对银行案件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金融审判有了新的思考。
审判理念在不断完善,必须维持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着力在保护各类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之间做到平衡
“是更注重规则还是更注重价值观判断,这是作为金融审判法官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王鑫一手扶额,现沉思状。
这些思考,随着金融领域新型案件的出现而不断深入。
2006年,浦东新区法院受理了首例涉及银行信用卡盗刷的案件。
一位市民的信用卡背面预留了签名,交易时需凭签字授权支付。可是,这位市民的信用卡还是被盗刷了。
这位市民曾考虑起诉银行,但根据当时的举证规则,客户如果要起诉银行,就必须对银行未尽到相关义务进行举证,而银行则不必举证。考虑再三,这位市民决定起诉商户,理由是商户审核不严。
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损失?是卡主、商户还是银行?
就在同一年,王鑫作为青年骨干被选派到美国宾州米勒斯维尔大学学习。在宾州,王鑫亲身经历了一次伪卡盗刷。
“美国银行认为,一旦发生伪卡盗刷,他们有义务先行承担损失,因为银行无论资金、技术还是实力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说,这对共同参加培训的一行人冲击很大。他们在思考,国内的制度是否也应该发生转变。
回国之后没过两年,王鑫发现,国内的举证规则发生了变化。
这时,银行卡的保密性增加,刷卡消费必须是密码和卡片真实。一旦发生伪卡盗刷,消费者作为密码的保管者和持有者,被要求承担非本人泄露的举证责任。此时,银行也被纳入诉讼视野,承担不能识别伪卡的过错责任。
“又过了几年,银行被要求承担全部举证责任。2012年,我们审理了一起借记卡异地盗刷案件,一审和二审均判处银行需赔偿储户损失。这是因为,在储户自身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于借记卡技术缺陷引起的损失,银行需先行向储户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王鑫说。
举证规则演变,实际是在逐步强化银行责任,要求银行不断改进技术缺陷、降低持卡人可能存在的损失风险。
对于这些变化,王鑫也在不断思考:“我们的审判理念在不断完善,必须维持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着力在保护各类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之间做到平衡。金融消费者作为普通自然人,在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处于弱势地位,需要予以特别保护。”
由于是国内首个金融法庭,诸多金融创新尚无法律明文规定,所有法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008年,浦东新区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这是我国首家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庭。
回忆自己刚担任金融审判庭庭长之时,王鑫感慨颇多:总共只有8名法官、4名书记员,第一年度就审理了4000多件金融案件。
“当时真是诚惶诚恐,虽然之前有过金融审判的经历,但毕竟没有专门从事过金融商事案件的审理,一切只能边做边学。”他说,并且由于是国内首个金融法庭,诸多金融创新尚无法律明文规定,所有法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017年,王鑫向媒体介绍金融商事审判情况。
在众多金融案件中,2010年的一起金融衍生品纠纷,让王鑫至今记忆犹新。
这起纠纷要从上海一家软件公司与日本三菱银行签订掉期合同说起。
当时这家软件公司与日本企业有贸易来往,需要将日元换成美元。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这家软件公司与三菱银行约定,每月按照固定的日元从银行换取固定的美元。
谁曾料到,这家软件公司因金融危机损失惨重,缺乏可兑换日元,无法继续掉期业务。之后,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软件公司赔偿提前终止金及违约利息7290万余日元,折合人民币579万元。
“掉期是一种新型金融衍生品,此前国内并无适用协议,审判时只能采取国际上通用的框架协议——《ISDA国际掉期及衍生工具协会2002年主协议(含附约)》。我们金融庭没有相关方面的经验,请教了很多法学、金融学专家,明确了案件争议焦点。”王鑫说。
可是,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发现软件公司已是资不抵债,没有偿还能力。如果强制执行,公司会破产,银行债权也未必能实现。
“于是我们就撮合他们调解,软件公司支付现金18万元,并将法院保全的子公司抵押给银行,最终调解成功。”说起这个结果,王鑫言语间难掩兴奋。
就这样,这家软件公司得以存活,银行债权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后来,最高人民法院新增设了“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纠纷”,推动各类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
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时刻保持“谦抑性”,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市场交易规则,不轻易介入,为金融创新预留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带来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创新也在快车道上疾驰。与此同时,金融诈骗也开始钻创新的漏洞大行其道,近年来不断爆雷的网贷平台就是一个例证。
在惩治金融犯罪与激发创新活力之间该如何平衡?王鑫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做金融法官这些年,我越发觉得,面对金融纠纷,司法人员必须时刻保持‘谦抑性’,即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逊”。
2012年,浦东新区法院受理了一起涉贷款诈骗罪的贸易融资案件。这个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民刑交叉。
一家钢铁公司与银行签订融资合同,银行又与商家签订授信合同。根据合同规定,银行拿到商家信用证单据后,给钢铁公司提供资金融通。然而,在第三次交易中,银行按约将320万元划付给钢铁公司后,竟被钢铁公司、银行、商家的经办人合谋贪污了,商家未能在4个月内提货,银行根据合同将钢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履行退款义务。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合同被私自修改,但厂、商、银三方的流程没有改变,合同整体效力仍然存在,钢铁公司必须承担退款并支付相应违约金的责任。”王鑫说。
当时的争议在于,案件涉及刑事犯罪,3名刑事被告人的审判结果是否会影响民事案件的推进,是否应遵守“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
“我们最后的定论是,此案和刑事犯罪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且此案的民事审判并不以刑事审判结果为前提,不能把正常的金融纠纷纳入金融犯罪,刑事审判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王鑫说。
在王鑫看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时刻保持“谦抑性”,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市场交易规则,不轻易介入,为金融创新预留发展空间。
采访结束,简单告别。走出房间再回首,只见王鑫又戴上眼镜,拿着笔,埋头《金融审判理论与实务研究》书稿中……
记者手记
改革开放推动金融业大发展,金融业务的增多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纠纷,金融新业态的不断出现对案件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专门的金融审判庭应需而生。作为我国首个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既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更少不了对新现象、新问题的洞见和思考。这一切,恰是王鑫10年庭长经历的真实写照。
从无到有,日臻完善。金融审判随改革开放而兴,金融法官因实践发展而成熟。
新时代新征程,想必会有更多的王鑫,在护航改革开放的法治之路上砥砺前行。（余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