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失足青少年：上海有一群特殊的“燃灯者”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上海
【编者按】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上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近日，中国长安网记者奔赴全国多地，探寻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的创新实践，记录感受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勃勃生机。
□ 中国长安网见习记者 张旭
“谢谢你拉了我一把！”在人声嘈杂的上海火车站，一个女孩用力握着金伟静的手说。
这个女孩，刚刚结束戒毒，十几年找不到父母，无依无靠。而金伟静，是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社工，自己也曾从毒品的深渊爬出。
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的产生是“枫桥经验”的一大特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心就是预防。除了传统社会治安的“人防”、物防、技能之外，上海探索了社会多方力量参与的“心防”建设，尤其注重强化特殊人群服务管理。
禁毒社工：“我们就像一支锋利的矛，刺破偏见”
早上6点半，金伟静从家出发，从虹口转3站地铁，与一位同伴辅导员集合后，打车去青浦的强制戒毒所，这是一月一次的“小组”时间。
小组里差不多有10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往往大家都比较拘束，所以金伟静一般让大家从自我介绍开始，给各自取昵称：“在小组中，没有社工和服务人员，只有你和我！”
通过聊天、梳理自己的情绪、分享自己的故事，组员之间建立起亲密的联系。2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金伟静给大家留了一个课后问题：“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下次见面继续讨论。”
今年夏天，一个刚刚结束戒毒的外地女孩向金伟静求助。出所3天的她还穿着所里的衣服。女孩来自湖北某地的一个农场，与家人失去联系十几年，因为没有身份证，现在只能暂住在一间浴室里。
曾深陷毒品危害的金伟静清楚，刚刚出所却无家可归的人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有多难。“没有身份证就找不到正常的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很可能再次走上吸毒的老路。她心底非常渴望家庭的温暖，我要帮她找到家人！”
于是她一边安慰女孩，一边按照女孩提供的农场信息联系当地派出所。很快，当地农场的支部书记就回了电话，女孩的父亲找到了！
女孩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她拿起电话，听到爸爸声音的那一刻就哭了。原来自女孩吸毒离开家乡后，她的家人因故搬迁，十几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她。
金伟静很欣慰，帮女孩买了回家的火车票。离开时，女孩跟她说：“这十几年我一直没有勇气回家，谢谢你拉了我一把！”
金伟静还是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秘书处的办公室主任。她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我们每天都要学习，一旦停止学习就会被社会淘汰。”她已通过了全国中级社工考试，最近又通过了自强组织的中级社工考试，108人的考试中她考取了第7名。
为什么要由戒毒成功的“辅导员”来帮助戒毒？她有自己的思考：“禁毒社工与康复人员之间是虚线，康复辅导员能够填补虚线的空白。有些话社工不能说得太重，因为对于康复人员来说，社工在心理层面上与自己是不平等的，但是面对有跟他们相同经历的康复辅导员，他们更容易有‘自家人’的认同感，辅导员的现身说法也能让康复人员获得更多信心。”
“离开戒毒所，戒毒才算刚刚开始，因为社会上的诱惑太多了，很多人会竖起自我保护的盾牌。而我们社工和康复人员就像一支锋利的矛，刺破社会的偏见，让阳光重新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又像一把扫帚，扫去蒙在他们身上的灰尘，让人性的闪光点重新被发现。”金伟静对中国长安网记者说。
社工参与家事法庭案件，拥抱受伤的孩子
“我该怎么办？”这是初三女生小T对社工莫菲的痛苦发问。她即将中考，父母却闹起了离婚。6年里，强势的妻子和木讷的丈夫缺乏沟通，婚姻关系处于破碎的边缘。
因家事纠纷而闹上法庭，无辜的孩子肯定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少年庭在事前转介由青少年事务社工进行离婚纠纷调解，对离婚案件中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并介入家庭关系评估。
接到任务后，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静安工作站社工莫菲很快就敲响了这家的门。这对夫妻彼此非常抵触，但都主张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小T已年过十周岁，因此在抚养权发生争议的时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庭在判决时应该考虑到孩子个人的意愿。
莫菲和小T深谈后，敏锐地发现，孩子表面上希望与母亲共同生活，但内心深处非常不愿意看到家庭破裂。
“孩子对父亲的偏见往往来自强势母亲的灌输，我们要帮助孩子用自己的心和眼睛去看待父母，去感受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莫菲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新一轮调解，也创造机会，让父母与女儿分别单独沟通。
最终，在莫菲的心理疏导和牵线下，离婚当事人共同决定撤回诉讼。小T也顺利地通过了中考。
此后，莫菲依然与这家人保持着联系，通过回访了解家事服务的后续效果。
“当一座建筑出现裂缝的时候，就需要水泥去将缝隙抹平，而社工就能发现裂缝并修补家庭这座建筑。除了化解家庭纠纷，我们最关键的作用是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切实维护处于冲突中无辜的未成年人。” 莫菲说。
拓展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机制：驻所社工 让爱回归
阳光中心宝山工作站的驻所社工徐先红在与小杨第一次见面之前就做了充足的准备。眼前的16岁少年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他初中二年级辍学, 因涉嫌盗窃被羁押在看守所内。
为加强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帮助、教育和挽救工作,进一步拓展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探索拘留所、看守所管理新途径,驻所社工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徐先红的经验，小杨一定会有所戒备。果然，他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面对提问只答“是”“不是”“嗯”。
徐先红没有放弃，根据居委会提供的信息，说出了小杨的成长经历和来沪后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小杨终于首次露出了惊讶的神情。此后，在小组活动中，徐先红多次引导小杨展示自己,慢慢说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声。
原来，小杨是私生子。母亲生下他后就丢给爷爷奶奶抚养，从此消失。小杨的父亲在上海经营饭店和超市,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很少回老家看望他。
爷爷奶奶已无法管教，这个留守儿童迷上了网络,小学五年级时就辍学，到上海寻找父亲。父亲把小杨安排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 初二时再次辍学。“有时我也想努力做事,但父亲总是不屑一顾。一开始在家里偷钱,是想引起爸爸关注我。后来所偷数额越来越大，直到砸车行窃……”
自抓至进看守所以来,小杨父亲就扬言断绝父子关系。这让小杨非常受伤：“阔别十几年，爸爸一定很疼我，可没有想到，父亲对小弟弟无比疼爱,对我却是这样……”
徐先红认真倾听,也积极引导他解开心结。另一头，他打电话给小杨父亲，对方情绪激动，愤怒挂了电话。徐先红不想放弃，上门走访。当他说出“小杨很心疼您刚做了手术，胃病好点了吗”时，小杨父亲强硬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并说出了他的无奈、失望和痛心。
开庭那日,小杨的父亲如约来到法庭。小杨流着泪认错,父亲也满含泪水说：“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和职责……”
出所之后的小杨回到了父亲身边。在徐先红不断的沟通鼓励下，小杨保证不再与“不良少年朋友” 来往。最后，在徐先红的建议下,父子二人终于有了深深的拥抱。
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和社会的和谐平安，是一项基础性、源头性的重要工程。
经过十年的发展，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项目覆盖了包括涉罪未成年人维权帮教、驻所（看守所拘留所）、联驻校、来沪青少年聚居区、商企等多个领域。构筑了立体多方位的上海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体系。
据该中心统计，25周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人数占上海市犯罪总人数比例由2006年的46.31%下降到2017年的21.87%，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全市犯罪总人数比例由2006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1.02%。上海户籍社区青少年犯罪率与2004年相比下降90%。
社会工作是水滴石穿的助人工作，我们每个青少年社工都是一位燃灯者和守望者，一盏盏灯集合起来就是一束熊熊燃烧的火炬，为那些晚归迷途的青少年照亮回家的路。
中国长安网11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