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要扎紧信息保护的制度“篱笆”
我国台湾地区信息保护启示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渐成社会公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追根溯源，非法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无疑是孕育电信诈骗的一大毒瘤。今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一批批违法犯罪分子应声落网，其不为人知的“面具”也相继被新闻媒体撕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一系列案件让人看到，“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一些部门、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职务便利，网上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在内部监管形同虚设、外部管控力有不逮、犯罪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的刺激下，早已利欲熏心，“前仆后继”。仅靠个案的侦破、阶段性的整治，绝非治本之策，长久之计，应当是扎紧制度“篱笆”。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不足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并非乏善可陈，但却不成体系、难以操作，导致成效不显。如我国至今未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刑法修正案（七）虽然专门增加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非法获取”的理解存在不小分歧，导致司法认定标准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影响了打击效果。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修改后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虽然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增加了“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下的法定刑档次，将最高量刑从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但仍然没有明确“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给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甚至司法腐败留下了方便之门。
台湾地区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就不乏可取之处：
一是出台完备的“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及其施行细则。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于1995年出台，经过2010年、2015年两次修正，现有“总则”“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收集、处理及利用”“非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收集、处理及利用”“损害赔偿及团体诉讼”“罚则”“附则”等章节。“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施行细则”于1996年出台，经过2012年、2016年两次修正，现有33条，对有关规定进行了补充和解释。
二是认定标准清晰。“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第二条规定：一、个人资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之数据。二、个人资料档案：指依系统建立而得以自动化机器或其他非自动化方式检索、整理之个人资料之集合。三、搜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个人资料。四、处理：指为建立或利用个人资料档案所为数据之记录、输入、储存、编辑、更正、复制、检索、删除、输出、连结或内部传送。五、利用：指将搜集之个人资料为处理以外之使用。
三是畅通救济渠道，加大打击力度。如“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明确了公务机关、非公务机关的损害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时效、团体诉讼的符合要件、损害赔偿诉讼的管辖权等，保障了当事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此外，还明确了加重处罚情形——“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犯本章（罚则）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许多台湾地区犯罪分子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首脑（俗称“金主”），在大陆大肆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招募诈骗团伙成员（多为冒充政府、金融等部门的话务员），主要针对大陆人实施有组织犯罪一旦败露，则利用跨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漏洞逃避打击，即使被判刑，也能利用台湾地区对诈骗犯罪处罚力度小、追赃数额少、犯罪成本低的“优势”，很快重操旧业。对这些台湾籍犯罪分子来说，为什么魔爪总是伸向大陆、却“兔子不吃窝边草”？笔者认为，这既有“跨境犯罪便于逃避打击”等因素，也有台湾地区信息保护力度较大等因素，所以才形成了跨境犯罪之路。
因此，加强跨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交流合作，借鉴台湾地区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有益经验，结合内地实际，补齐源头上的制度短板，让信息保护通上“高压电”，让难以操作的“纸老虎”变成惩恶扬善的“真老虎”，是内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当务之急。（公安部改革办 赵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