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难忘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新旧社会交替中度过的。童年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但令我最难忘的还是那位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个子团长。
1948年夏天，我东北野战军从张家口进关南下途经北京房山时，其中某团休整期间就驻扎在我村，团长和警卫员就住在我家东屋，那时我父亲在庄公院放牲口，大哥在外面帮解放军骑兵钉马掌，我和母亲与大姐、二哥为给解放军腾房就跟西院邻居老瞿家同挤一条大炕上。在西院老瞿家的院子里还拴着10多匹军马。当时团长住我家别提我有多高兴，我像过年一样到处乱跑，看见解放军就叫叔叔。那时我已经七岁了，很能记事了。我清楚的记得我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看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教新兵拼刺刀时，我们也站在他们后面拿着木棍跟着比划；看他们教新兵扔训练用的手榴弹时，我们也仿照他们的姿势扔石头和砖块；看他们教新兵练匍匐前进时，我们就跟着他们屁股后面爬；看他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我们也学着唱。
我比其他小伙伴幸运，因为团长住我家，只要他没事，我就喜欢跟他腻在一起，央求他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他们吃馒头、面条也给我吃，晚上睡觉我就跟他们挤在一条炕上，很快就跟他们建立了感情，一会儿不见他们就想的慌。有一天中午我看到这位大个子团长睡午觉时满头是汗，我就用双手握着一把大棕扇给他扇风，劲使大了怕把他惊醒，我就用一只手给他轻轻地摇微风，手和胳膊酸了也坚持着摇，让他睡得更香。当他醒来后，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很感动地对我说：“小鬼，快点长大了找我去当兵。”那时我真傻，也没问他叫什么名字，长大了到哪儿去找他，至今我还后悔。
那年夏天我肚子受凉，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浑身发高烧，吓得我哇哇直哭，本村又没有医生，妈妈也急得束手无策。我的哭声惊动了团长，他立即派一位军医给我打了一针“盘尼西林”（青霉素），第二天病就好了。后来我参军后才得知：这种药当时是战场上抢救伤员用的急救药品，看来我是很幸运的。
部队在我村住了十多天，突然有一天早晨，我发现院子里大水缸里面的水挑得满满的，整个院子前后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知部队是何时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当时我急得哭喊着一路小跑追到村南头的大路口时，就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南挺进。他们以四路纵队并排成行，战士们个个都昂首挺胸，有的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有的脖子上挎着铁把冲锋枪；还有几个人共同抬着一挺重机枪；队伍里还有汽车拖着的大炮、骑兵的马队；还有骡马背上驼着的整箱炮弹和子弹，走在路上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我和全村自发来的大人一起，在贫协主席张大爷的带头下，不断地举手张臂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自从解放军走后，我做梦都想着快点长大，早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在妈妈的怀抱里时，天天听她反复地唱那首儿歌：“儿呀！儿呀！快快长，长大了骑大马挎钢枪，把日本鬼子全扫光。”后来等我懂事时母亲才告诉我，我那位姓徐的表姨夫就是跟一帮人被日本鬼子堵在一个山洞里，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全部打死了，他虽然没被打死，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后就疯了。
那时明知自己还小，实现当兵的愿望还远，为了过当兵瘾，我就自己联络了10多个七八岁大的伙伴，组成了一支“小八路”队，自命为队长，还封了几个班长，整天扛着请大人用高粱杆帮做的步枪、冲锋枪和机枪，每人头上还戴着柳条帽子，腰里系着草绳子，嘴里喊着“一、二、一”和“一、二、三、四”的口令，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饿了就回家拿块窝头和白薯吃，渴了就喝口凉水，累了就坐在大槐树底下歇会儿，有时我们还玩“捉日本鬼子”和“抓汉奸”游戏，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玩得很开心。为了拢住这些小伙伴不脱离我的队伍，我还经常从家里偷一些花生和枣子分给他们吃，他们天天都愿跟我玩。
那些日子我们这支“小八路”队伍天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引得一些大人对我们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主动帮我们用废木头制做手枪，还有的用斧头把木头疙瘩砍成手榴弹。特别是有几个大人说我们身上缺少子弹袋和炒面袋子，经他们提醒后，我就回家用一条破裤子把两条裤腿一剪，将其中一条裤腿叠成双层10公分宽，叫妈妈用针线缝成子弹袋，中间剪几个小口，把高粱杆装进去，冒充子弹；再把另一条裤腿装上谷糠，两头一缝就成了炒面袋。这两样东西做好后，我左肩上挎着一个炒面袋，右肩上披着一个子弹袋，当我全副武装出现在小伙伴面前时，他们都非常羡慕，就跟我学，跑回家赶紧做这两样东西。
为了早日实现当兵的梦想，在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开始练习“打仗”，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组织本村20多位男同学在村西头的农田边上与隔着一条20多米宽的大深沟跟辛街村一些同龄的学生“开仗”。我们双方都捡农田里的土疙瘩使出吃奶的力气投向对方，双方都瞪大眼睛躲闪着对方投来的土块，有时躲闪不及，头上就被砸个大包。这件事被学校发现后，校长集中全校师生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从此我就再也不敢组织同学搞这些“打仗”游戏了。
上了中学后，我在周口店中学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担任班长。那时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学兵连的排长，在学校的组织下我经常带着全班同学跟同年级的其他几个班在操场上汇操，我们班队列整齐，步伐一致，多次受到校领导的表扬。
1960年的夏季我刚满十八岁，那年我盼望已久的参军愿望终于有了消息。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与周口店中学20多个适龄青年被送到北京市工人体育馆进行体检，如身体合格就当空军飞行员。没想到选拔空军飞行员体检非常严格，要过很多关，有的人刚过一两关就被刷下来了。在我要过第六关时，麻烦来了。当我们10个人一组，进入另一大间会议室进行体检时，看到室内一排身着白大褂、面部戴着大口罩的女医生，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迎接我们的体检，她们命令我们这些大小伙子要一丝不挂地全部脱光衣服进行“裸检”，此时大家都惊呆了，故意装聋作哑，谁都不脱。其中一位女医生吼道：“不脱都回去，连我们这些女医生都不怕，你们还这么封建。”那时我一心想当兵，闭上眼睛第一个带头全脱光了。我们按着这些女医生的统一要求，同时做着同样的动作，一会儿踢腿，一会儿弯腰，最后要检查弹跳力，医生让大家一起往上蹦高，我使足了力气，往上一蹿，两只手同时发力往两边一甩，没想到两只手掌同时拍到了旁边人的肚皮上，发出了“嘭”的一声响，把那些面部本来很严肃的女医生逗得哄堂大笑，我也闹个大红脸。当到五官科检查时，我因有鼻炎还是被刷掉了。
1961年初中毕业后回村当上了基干民兵连长，从此我就背上了“三八大盖”步枪，每天夜里带着同伙在村里巡逻，维护社会治安，到了秋天就看护庄稼。我还经常被周口店武装部黄部长调去配合当地驻军二支队警卫连在山上搞演习，每次演习我都很认真地跟解放军一起端着步枪冲在最前面，一边射击着没有子弹头的空爆弹，一边大声地喊着“冲啊”、“杀呀”向山下冲去。
1963年初，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当上了铁道兵，为国防建设将青春无怨无悔地贡献给了成昆线、襄渝线和青藏线。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念那个不知名的老团长，如果老团长还健在的话，我想对他说：“您为保卫国家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而我也没让您失望，也为祖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最大力量。”这正像那首歌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