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信息难获取阻碍打虎拍蝇
陈云龙代表主张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保障立法
2014年,一大批腐败官员落马、几只“大老虎”的揪出,将反腐工作推向高潮。
据统计,2014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782件53043人,依法立案侦查周永康等2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抓获和劝返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64人,为反腐倡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但是,由于立法对职务犯罪侦查授权不够,检察机关不能及时、有效获取侦查信息,存在大量案件线索不能查证和许多案件不能及时处理情况,严重制约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效果,削弱法律监督权威性。”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建议,尽快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保障立法。
职务犯罪侦查授权不够
陈云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目前,检察机关获取职务犯罪信息渠道比较单一,缺乏有效途径。群众举报线索多但价值往往不高,有些案发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检举、揭发,有些部门执法中发现犯罪线索却不移送,职务犯罪嫌疑人更不愿意主动投案自首。
“再就是主动发现平台缺位。”他举例说,公安部建有中国犯罪信息中心(CCIC),为各级公安机关提供信息查询查证服务,可检察机关缺乏这类平台支撑,又不能参与共享信息资源,发现、查证案件线索和取证较为困难。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但实践中,特定人员、法人单位、资产流向、交通行踪信息等广泛存在于政府管理部门、金融单位和有关企业,检察机关为收集证据向有关部门调取信息材料时,有些单位以保守秘密、没有法律规定或者要求提供法院生效裁判等为由,拒绝提供有关信息。
陈云龙告诉记者,检察机关之所以遇到不小阻力,是因为我国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未对司法机关办案需要调取相关信息作出规定,更没有对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调取信息权限作专门授权。即便少数规章有所涉及,也主要适用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
“在立法缺位情况下,负有保守客户信息秘密职责的部门,往往把握不准是否应该将信息提供给检察机关,客观上掩盖了违法犯罪踪迹,增加了职务犯罪查办难度。”他有些无奈地说。
迫切需要创新反腐败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依法有权强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获取相关信息资料,在许多国家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我国反腐败的客观需要。”陈云龙说,要准确打击职务犯罪活动,就必须及时全面掌握犯罪发展变化趋势、赃款赃物流向、嫌疑人逃跑去向等情报资料。只有打破信息壁垒、数据鸿沟,实现资源共享,才能进一步提高反腐败科学化水平。
他表示,司法实践经验证明,要及时、有效查获职务犯罪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借助于对被调查对象与行使公权力相关信息情况的充分掌握,而要充分掌握案件信息,必须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程序和手段。
“职务犯罪是智能型犯罪,具有一般不会自行暴露、侦查一般是由人查事、物证少而言词证据和书证地位突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外界干扰大和证据收集、固定难等特点。”陈云龙说,我国没有职务犯罪侦查特别立法,刑事诉讼法也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特点赋予更多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开展较为困难。而且,现有侦查措施难以适应办案需要。
陈云龙认为,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从以人证为主的司法证明观转变为以科学证据为主的司法证明观,加快实现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模式转变。而转变的成功与否,则依赖乃至取决于检察机关是否能通过立法完善调查取证权。
应赋予强制调查取证权
如何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信息保障立法?陈云龙结合多年实践经验提出建议,需要在刑事诉讼法原有规定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立法经验和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对腐败信息获取的有效性问题。
“解决以下具体问题是当务之急。”他说,要确保检察机关有足够信息以便发现、查证案件线索。建立执法信息平台,实现公共信息的资源共享,授权检察机关在一定权限范围内查阅、调取电子档案；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步调查和侦查活动,明确任何单位、个人应当依法向检察机关提供知悉的有关信息材料的义务；赋予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中调取证据信息材料的强制力,赋予强制调查取证权,包括强制询问、强制调取信息材料、强制要求协助3方面内容,对不作为或者伪造、隐匿、销毁证据信息行为依法进行处罚；确立保密例外原则,排除因金融机构保密规定的适用而产生的障碍。
“为了加强措施的有效性和规范性,必须对授权进行法定化。”陈云龙强调,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制度和侦查程序均已有明确规定,且2012年修正时专门增设“技术侦查措施”,建议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加以完善。（记者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