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庄重的抬头、盖红印章的文尾，本该严肃权威的“政府公文”，却不时让网民感叹“也是醉了”：有请求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有批评食堂“菜里没有肉”的，有要求完成“罚没”与年终奖挂钩的……不止文件内容“奇葩”，“文山”泛滥程度更是触目惊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压缩各种文件190.8万个。按每个文件1张A4纸保守估算，连起来长度达566公里，厚度相当于50层摩天大楼。（11月2日新华网）
一次教育活动清理下来，全国压缩文件190.8万个，下降26.7％，意味着压缩前文件超过700万个。漫天的文件中，有多少是具体落实办事的？有多少只是为了“喊一嗓子”的？又有多少完全属于“越俎代庖”、权力越界的？某地纪委下发红头文件管“吃肉”，某地教育部门下发红头文件要求教师“不要乱说”等等，什么都想管、什么都要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本权力“糊涂账”。
根源之一在于个别地方党政机关和相关部门在职责定位上的不清晰。领导干部要么“兼职”现象严重，领导职能要么多被副职“分管”所“分担”。譬如，一个政府议事协调机构明明“无权”，因为有领导坐镇便可以“号令”若干个部门，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红头文件领导和指导相关部门；再如，分管领导管了“一把手”的“活儿”，原本应由党委政府干的事情，副职领导和下属部门也可以干，如纪委书记“分管”了食堂，以纪委红头文件管食堂好像也说得通了。
另一个根源与当前下发红头文件随意性过大有关。在一些人眼中，红头文件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装，它就是无所不能的“万金油”。无论是不是政府职能，都喜欢下一个红头文件进行管理。在红头文件泛滥之下，纪委下发红头文件惩戒食堂“肉少”，党委政府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取保候审”、“请求减免刑期”，就没有什么稀罕的了。
职能定性不清和红头文件之乱，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公权力制约不够。一些地方基层单位，用公权力随意干预市场，用行政权力包办市场行为，或者长期以来对该下放的权力紧抱不放，都与没有真正将公权力边界厘清有关。政府公权力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哪些是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哪些是不应该干涉和插手的，哪些是领导不能“放权”的，哪些是可以“分管”的，都应该尽快依法理顺理清，只有这样，公权力的“糊涂账”才能真正变为“明白账”。眼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依法治国成为舆论热点，这不仅为依法约束公权力提供了重大契机，也为彻底规范各地红头文件乱象提供了可能。
（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