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证人不出庭主要有三种情况:不敢出庭、不愿出庭和不想出庭。”陈小巍认为，三种情况各有原因:不敢出庭是担心受到打击报复;不愿出庭是因与被告人有邻里、朋友或工作关系，担心以后难相处;不想出庭的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当然，还可以有理由:我来出庭，车费、住宿费的钱谁出?谁给误工补贴?
从惠安县检察院办理过的案件看，每年大约有5%至10%的案件存在被告人零口供或翻供的情况。而证据上“一对一”的刑事案件，零口供及翻供的现象并不少见，此时，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尤为关键，但这类案件涉及性侵害的居多，由于涉及隐私，被害人大多也不愿露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证人出庭作证案件少，还有执法部门及办案人员自身的原因。如，一些侦查人员出于“重破案、轻断案”思维，对自己作为证人出庭存在消极态度和畏难情绪。此外，证人出庭从提出申请或通知到确保证人出庭，都会加大办案部门的工作量，且证人出庭必将拖延庭审时间、增加庭审难度，甚或引发庭审后当事人亲属与证人冲突，激化矛盾等风险。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各部门推进证人出庭工作积极性不高，没有共同形成规范制度。
因案施策提升安全感
“现实告诉我们，让证人出庭，不是庭前发个通知可以坐等而来，需要做大量细微入致的工作。”陈小巍告诉记者，对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该院注重交流沟通，了解其性格、心理、工作、家庭、经济状况，综合分析不肯出庭的原因，采取因案而异，因人施策的办法。
如，针对怕报复的顾虑，“量身订制”具体保护措施，展示司法机关保护证人的责任和能力，为他们消疑虑卸包袱，促成证人大胆出庭;对认为出庭伤情面的，重在说服疏导;对法律不理解的，突出释法说理，阐明权利义务。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得当，去年以来，该院申请的证人都如期出庭作证。
被告人陈某涉嫌抢劫，案发后，陈某之兄曾放言，谁敢说出对弟弟不利的话，就和谁过不去。而检方申请出庭的该案被害人和3名证人听闻后，均表示不敢出庭作证。了解详情后，该院和公安部门专门制定庭审前后保护措施，并征得他们同意，在开庭前一天把他们接到县城，确保第二天准时出庭。
2013年8月15日，案件如期开庭。此前的思想工作，加上保护措施，打消了被害人和证人的顾虑，他们分别出庭，大胆陈述、作证，公诉人通过庭审质证，击破被告人陈某的虚假供述，法庭据此以抢劫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四年，陈某没有上诉。庭审结束后，公安机关派警车专人护送被害人和证人回家，并留下联系方式，一旦人身受到恐吓，马上出警。至今，他们并未打过报警电话。
惠安检方主动而为，“推”着证人出庭工作往前走，逐步在探索实践中形成机制，走上规范化轨道。在2013年8月，该院牵头与法院、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证人(含被害人、侦查人员)、鉴定人、有专门知识人的出庭程序及保障机制的工作意见(试行)，对上述人员应出庭作证的情形，及启动证人出庭的申请、通知，保障证人相关责任主体及经济补偿等，都作出较为详尽和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确保证人出庭的各个环节有章可循。
三个成效初显
“证人是活的，书面证言却是‘死’的。法官当面听取证人的陈述，并适时发问，被告人与证人之间当面对质，利于当庭查明真相。”陈小巍说，证人出庭工作推行以来，办案人员更加注重对关键证据的审查与核实，庭审应变能力、驾驭能力明显增强，公诉案件质量有了较大提升，三个方面的成效已初显出来。
指控犯罪更加有力，有效化解被告人零口供、翻供困境，确保准确定罪。在办理被告人何某强奸一案中，被告人主动投案，但是零口供。经过召开庭前会议，控、辩双方达成让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共识。庭审中，被害人当庭指控，很快击破了被告人的心理防线。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向被害人道歉，被害人也当场表示原谅。法院据此认定自首情节，以强奸罪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
强化了程序和证据意识，有效印证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确保准确量刑。林某盗窃案，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报失的金额出入较大，影响量刑档次。承办人细致审查证据材料后，主动向被害人询问被盗情况，发现被害人未向公安机关提供被盗物品清单及进货清单后，说服被害人出庭作证。庭审中，被害人出示了清单，客观描述被盗现场的具体情况，被告人无言以对，法院当庭采信了被害人陈述。
规范了执法办案行为，有效补正侦查瑕疵，形成侦诉合力。检方主导推动证人出庭，特别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强化了侦查人员“破案”与“断案”相统一意识，进一步规范取证行为。杜某开设赌场，被侦查人员当场抓获，并从其身上提取到一个装有15万元赌资的单肩包，提取笔录中表述为无主单肩包，杜某也不承认包为其所有。公诉人向侦查人员了解到，因杜某拒不在提取笔录上签名，故在提取笔录中表述为无主包。针对这一证据瑕疵，该院申请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抓捕及提取过程，排除证据瑕疵。结果，两名侦查人员一出庭，被告人即当庭认罪，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惠安县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有证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证据被当庭采信率为92.3%，有罪判决率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