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2013-10-11 08:17:09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法制日报　

　　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全国各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化解矛盾综述

　　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50年来,全国各地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理念,坚持“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提高新形势下创新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群众事发动群众自己解决

　　凌某在院子里烧煤炉,煤烟飘进了马女士屋里,两人发生口角；马女士将水泼到凌某烧煤炉的地上,凌某找来污秽之物泼到马女士家门口。就在双方动手之际,“老娘舅”顾锦春闻讯赶来,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凌某,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邻里和睦的重要性。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凌某表态今后再也不烧煤炉了。

　　顾锦春是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一名普通退休教师,因为热心肠,又讲公道,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娘舅”。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还有许许多多像顾锦春这样的“老娘舅”,他们生活在基层,最了解群众,化解群众间的矛盾纠纷驾轻就熟。

　　除了“老娘舅”外,全国各地基层社区、村组中,还活跃着一支支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包括“和事佬”、“红袖章”、“楼道长”、“网格信息员”等,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称呼,但都是居住在当地的普通群众,自觉自愿承担着“平安使者”的职责。

　　湖北省大冶市去年在乡镇试点成立“五老和谐总会”,“五老”即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老军人、老教师,他们通过拉家常的方式,搜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陕西省洛南县按照每个社区不少于50人、每个村组不少于20人的标准,将热心群众吸纳到治安巡逻队伍中来,仅今年以来就协助民警化解矛盾纠纷286起；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115个村、6个社区全部创立了“和事佬”协会,两万多名“和事佬”活跃在大街小巷,收集、化解由婆媳吵架、邻里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对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早解决”。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近年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地充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由群众自己守护平安。群众既是平安建设的参与者,更是平安建设的分享者,他们用坚实的臂膀,共同筑牢了平安中国的第一道防线。

　　人们欣喜地看到,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等地基层正在积极探索群众议事机制,将涉及群众利益事项,交给群众民主评议；不少地方还进一步规定,这些事项由群众评议投票作出决断后实施,事项实施过程也要接受群众监督,有效预防和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为了让群众有更多参与权、发言权,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65个社区普遍建立了居民议事厅,社区事务均由居民代表讨论决定。市南区香港社区居委会接到居民反映说,社区广场缺少个厕所,居民活动时极为不便。但是否在广场建厕所,社区将决定权交给了居民。最近,居民代表多次在议事厅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争论异常激烈,因为也有居民反对,认为广场建厕所有碍观瞻,夏天会有异味。

　　“不管结果如何,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的决定,我们都能接受,因为这是居民自己的选择,不会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居民们这样说。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转型升级加快,矛盾纠纷易发多发。如何有效化解复杂的纠纷或已激化的简单纠纷?各地接受过培训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充分发挥作用,接过了“平安接力棒”。

　　今年1月底,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发生一起未成年人在酒吧饮酒猝死事件。死者家属要求赔偿180万元,而酒吧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人民调解员林木临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调解组,对这起纠纷公开调解。他一方面指出酒吧凌晨两点后营业又接待未成年人,存在过错；另一方面劝说家属,不同意尸检,死亡原因不明,索赔180万元于法无据。经过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林木临是全国428万辛勤工作在基层一线的人民调解员中的普通一员。目前,我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1.7万个,基本实现了村(居)、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做到了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人民调解。

　　全国各地还通过建立“调解快速反应机制”、“人民调解半小时服务圈”等,让人民调解员能够第一时间介入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将矛盾纠纷控制在最小范围,化解在萌芽状态。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于2012年7月率先建成“人民调解110”,在全区每个楼院挂出了调解热线宣传牌,群众有调解需求可拨打24小时热线电话,对于紧急、突发矛盾,发生在城区的,调解员20分钟内到场,郊区农村的30分钟到场。

　　近年来,医疗卫生、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等行业和专业领域矛盾纠纷大幅上升。针对这一新情况、新特点,各地积极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让专业人士运用专业知识化解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目前,全国已建立此类调委会2.9万个。

　　医疗纠纷一直是最难调解的纠纷之一。山西省在全国首创将人民调解第三方独立机制引入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既体现了人民调解及时便民的优势,又打破了医疗纠纷处理的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壁垒,赢得了患者和医院的信任。目前,山西9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途径,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北京市从2007年起就部署开展物业管理纠纷专项调解工作,至2012年,已在社区层面设置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407个,基本覆盖全市各个物业小区。调委会定期组织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物业管理企业参加联席会议,相互沟通情况、通报信息,协商解决问题,促使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据了解,仅201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就调解矛盾纠纷926.6万件,经调解达成协议的890万件。不少群众说:“人民调解,化解了矛盾,调顺了民心,巩固了执政根基。”

　　三调联动构建大调解体系

　　随着社会矛盾呈现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特征,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化解这些矛盾纠纷,靠部门“单打独斗”、靠手段单一的调解方式往往难以奏效。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体系,举多方之力,聚多方合力,共同化解矛盾,取得明显效果。

　　马某前几年丧偶,自己又得了病,生活难以自理,两个养子不尽赡养义务。今年9月初,马某来到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人民法院,咨询起诉养子的事宜。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法官和人民调解员走访老人所住社区,了解情况后进行调解。调解员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讲到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经过耐心劝解,两个养子均表示愿意赡养老人,并达成了赡养协议。

　　类似的诉调对接中心,已在各地法院普遍建立。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力量“请进来”,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诉前调解,并探索对调解协议加以司法确认,将一大批矛盾纠纷挡在诉讼之外,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2009年至2012年,上海市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成功调解案件27.84万件,占同期一审民事结案数的34.9%。

　　在“请进来”的同时,各地政法机关积极“走出去”,法官、检察官们深入基层、走村入户,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

　　今年4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金地国际社区的多名群众,找到鄞州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陈文生,打算起诉一名社区居民。该居民养了一群信鸽,平时噪音大且乱拉粪便,物业协调多次无果。当时禽流感爆发,居民恐慌。陈文生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与信鸽主人沟通,讲明法律利害关系以及诉讼可能的结果。最终,该居民主动减少信鸽数量并控制放飞时间,问题迎刃而解。

　　陈文生是一名社区“小巷法官”。2011年7月,鄞州区法院开展“小巷法官”试点,法官定期到社区为居民提供司法服务,培训社区调解人员,对社区无法调停的纠纷,进行全程跟踪,营造了“小纠纷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法院”的和谐环境。目前,“小巷法官”已在全区推广,社区诉讼大量减少,最高的减少七成。

　　为保证各方合力的充分发挥,北京、江苏、河北等地纷纷建立“大调解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等机构,将司法行政、信访、综治、安监等力量整合在一起,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的服务。

　　江苏省及所辖的13个地市均建立“大调解”联席会议制度,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统一受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努力做到矛盾纠纷“来得了,出不去”。

　　在“大调解中心”等机构中,各地通常还设立领导接访值班室,制定相关制度,党委、政府领导轮流接访,“一把手”直面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着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建立,顺应了当今多元化、多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现实需求,方便了人民群众,提高了调解效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民意为导向依法化解矛盾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西商城”项目原计划投资近4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可今年6月,该项目经风险评估后却被暂缓实施。原来,涟水县房屋征收办通过走访拆迁住户和发放调查问卷发现,该项目存在门面房安置补偿难度大、群众回迁愿望强烈等问题,存在引发小规模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或滋事阻挠施工等可能性,遂建议暂缓实施。

　　“政策一出台,矛盾纠纷跟着来。”这曾经是各地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2006年,淮安市率先在江苏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至今完成风险评估事项1560多件,未发生一起集体访、闹访事件,信访和集体访近3年降幅保持10%以上,终于摘掉了“信访大市”的帽子。

　　如今,江苏、北京、浙江、江西、安徽、山东、贵州等地,都普遍建立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明确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地雷”不排除,则征地拆迁等建设项目一律不上马,因风险评估不力引发重大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化解矛盾靠法,只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一个侧面。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群众。各地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尊重民意、保障民利,源头防范矛盾纠纷。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各地加大民生建设方面的投入,让群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5年来,安徽省芜湖市民生投入累计达200多亿元,先后在全省率先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补充保险等制度,有效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

　　天津市一度进京非正常上访数排在全国前三。近6年来,天津市财政收入76%以上的支出用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危陋房屋改造、市容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职业技能培训、社区综合服务等问题,使群众真正得实惠,进京访大幅下降至全国20位之后。

　　为提高服务群众的效率和水平,不少地方建立了“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级服务平台,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事项,有效解决了群众摸不着门、有问题部门间相互推诿情况的发生。

　　黑龙江、天津、湖南等地还建立了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党员走访机制,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群众矛盾。湖南省益阳市规定干部每月至少在驻点工作5天以上,党员每月至少走访联系群众10户,覆盖全市481万群众,做到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做好解释,无政策法律依据又确实不能解决的做好解气工作。各地还积极推动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将社区干部、综治、城管、消防等力量下沉到最基层,让服务群众、听取民声成为日常工作。从2010年起,北京市东城区就探索推进网格化管理,将全区划分为517个网格,为群众提供贴身零距离服务,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全区发案率和信访总量均持续下降。

　　云南省普洱市把全市分成103个乡级和1037个村级民情责任区,每个责任区由一名领导干部负责,确定一名民情联络员、发放一张民情联系卡、设立一个民情意见箱、公布一部民情电话、开通一个民情邮箱,汇民意、化民怨、解民困、凝民心,受到群众普遍欢迎。2010年以来,普洱市没有发生一起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半个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各地坚持和发展的“枫桥经验”,是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是破解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有效之举,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有力法宝。（记者周斌蒋皓）

　　四川:大调解化解矛盾300余万件

　　四川省岳池县,一位老人来到社区居委会诉说子女不孝,准备将子女告上法庭。居委会几经劝说无果,立即致电法庭请求派员参与调解。岳池县人民法院石垭法庭副庭长何萍赶到后,一番释法说理,使老人和子女最终冰释前嫌。

　　据四川省综治办有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四川全面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工作体系,4年多来,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0余万件,全省群体性事件大幅下降,信访总量下降54.5%。

　　大调解网络全覆盖

　　因为土地承包纠纷,广元市元坝区张某成了老上访户。为解决张某的问题,元坝区大调解协调中心启动信访与“大调解”对接机制,组织国土、林业部门和村委会等多方参与,通过现场举证、双方辩论等程序,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大调解中心效率快、办法多,把老百姓的矛盾纠纷都解决好了,我还上访个啥哦。”张某激动地说。

　　目前,四川省、市、县、乡均成立了这样的大调解协调中心,配备工作人员近2.8万人,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调解服务。

　　与此同时,四川省积极延伸“大调解”网络体系,推进调解关口前移、工作下沉,全面开展“大调解”进农村院落、城镇小区、市场商场、车站码头、开发区景区“五进”活动。2010年以来,全省新建常态运行的最基层调解窗口10万余个,落实专兼职调解员15万名,贴近群众受理纠纷、解决矛盾。

　　针对越来越多的矛盾呈现复杂化、专业化特征,四川省积极推进专业化、行业化调解组织建设,在征地拆迁、物业管理、环境污染、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15个矛盾纠纷突出的重点领域推进专业调解,让专业人士化解专业矛盾纠纷。

　　全省法院系统普遍推广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对适宜调解的民事纠纷,诉前由人民调解或行政调解先行调解,诉中引入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调解情况作为司法裁判的基础,诉后邀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共同促成执行和解。

　　如今,四川已建立调解组织17.3万个,配备专兼职调解员59.2万人。

　　机制推大调解发展

　　“现在,我们心里感觉踏实多了!”达州市开江县狮子庙村村民蒋某拿着调解协议说。原来,今年7月,蒋某一名亲属不幸被路边脱落的电线电击身亡,签订调解协议后,蒋某担心协议没有“刚性”对方反悔,而法院出具的司法确认书最终让他放下心来。

　　据了解,四川省高院、省政府法制办、省司法厅联合制定下发的加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联动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司法调解可以委托和邀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后司法调解予以确认和执行。司法确认有效维护了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权威。

　　在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环境污染、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等重点领域,四川推动建立了疑难复杂矛盾联动调解机制,并于2012年起持续开展以“化积案、消老案、攻难案”为主的部门联合“攻坚破难”行动,有效化解疑难矛盾纠纷1.5万余件。

　　为规范调解运行机制,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大调解”工作协调联动机制文件3256份；省综治委、卫生厅、司法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四川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办法》等,规范了各类矛盾纠纷的联调处置办法和流程。同时,建立“大调解”与综治、维稳、信访信息互通、工作联动机制,做到“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化解前、化解走在激化前”。

　　推进“大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是基础。四川各级财政都将“大调解”经费纳入预算,每年安排经费达1.2亿多元,有力推动了工作开展。（记者周斌）

　　湖北:矛盾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3年来,湖北省把群众工作延伸拓展到学校、企业、社区,推动党政机关主动走进群众中,把矛盾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夯实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形成各具特色调解模式

　　鄂州市华容区蒲团乡横山社区黄氏两兄弟的老父亲病重,兄弟俩为房产归属问题产生矛盾,大儿媳妇说啥也不愿探望老人。网格管理员多次上门做工作,动员他们的亲戚上门劝说。历时6个月,终于说服大儿媳妇上门探望老人,了却了老人的心愿。

　　“实行网格化管理后,社会矛盾信息收集、排查、化解关口前移到社区(村)、网格,群众上访事件大幅度下降,小‘格格’真是解决了大问题!”鄂州市汀祖镇党委书记余建兵说。

　　如今在湖北,城市和农村遍布社区网格管理员,他们把群众的诉求和社会面情况精准“投送”到相关职能单位,实现情况第一时间掌握、矛盾第一时间化解、问题第一时间处置。

　　设置网格管理员只是湖北大力开展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的一个缩影。2011年以来,湖北打造了覆盖全省的矛盾化解县、乡、村“三级平台”,打通了村、乡、县、市、省五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每年排查调处各类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纠纷20余万件。

　　该谁管的谁来管,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干。2012年以来,湖北大力推进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机制在化解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等领域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形成了医患纠纷调解“汉川模式”、交通事故调解“钟祥模式”、劳动争议调解“武汉模式”等一批各具特色的调解模式,有效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多项机制解决矛盾纠纷

　　700亩工业园要拆38户房、迁15座坟。征地拆迁顺利完成,没发生一起上访闹事事件。这让当初为之苦恼的黄冈市蕲春县九棵松村委会主任伍新堂至今仍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事实上,这得益于湖北所建设的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在重大决策之前先问群众“同不同意”、“满不满意”,把好涉及群众利益“民意关”。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都建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近两年来,湖北省对4012个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了风险评估,其中3549个准予实施、371个暂缓实施、92个不予实施。

　　有评估,有排查,有化解。湖北动员和组织各类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好基层区域性、系统性的定期排查,重大节日及活动的重点排查,民生保障突出问题的专项排查,主动介入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损害赔偿等基层常规性纠纷的化解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为保障群众诉求表达,湖北每年在全省范围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市委书记半年一接访,县(市、区)委书记一月一接访,县级领导每周值班接访,乡镇领导有访必接,解决了一大批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

　　湖北还建立健全群众服务管理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发生。通过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志愿组织三方联动,搭建了政府公共服务、居民互助服务和社会便民服务“三位一体”的群众服务体系。同时,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建立“一街一队”1500余支、社区安保队3000余支、义务巡逻队近8000支,建立警民联系点、治安中心户52万余个,全省群防群治队伍累计达120余万人,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记者蒋皓）

　　陕西:“三官一律”走进社区解纷争

　　8月15日,陕西省洛川县旧县人民法庭和派出所、司法所联合组成“三官一律”法律宣传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法律服务。通过干警解答群众咨询、法制图文展览、法律图册发放等形式,帮助群众学法、知法、用法,深受群众欢迎。

　　类似的活动正在陕西各地开展。据陕西省综治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省全面推行“三官一律”即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进社区(村)工作机制,使政法干警从机关向基层下沉,努力夯实基层基础,全力维护基层平安,探索出了一条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群众工作、深化平安建设的新路子。

　　政法干警进驻每个社区

　　如今走在陕西各个社区、村,在人员往来频繁的公共位置,都能看到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公布了联系该社区(村)“三官一律”的照片、姓名、职务和通讯方式等信息。群众有问题,只要一个电话,就能找到政法干警或律师。

　　陕西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发源地,在推行“一村一法官”收到良好效果的基础上,全省推行“三官一律”进社区,并依托警务室,在每个社区(村)都设立了“三官一律”工作室。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科学配备“三官一律”,在情况复杂、规模较大的社区(村)实行“一社区多警”,在人口较少、治安较好的社区(村)实行“一社区一警”。

　　“三官一律”进驻社区后,履行五项职责:进家入户了解情况,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通过个案调处“传、帮、带”,培训基层调解队伍；组织推动群防群治,组织社区网格管理员、单元楼栋长等开展工作,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动员群众参与治安管理；开展法律宣传服务,解答群众咨询,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指导社区(村)做好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工作等。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明进驻的是世家星城社区,居民有法律咨询或对法院判决有疑问的,都首先想到给她打电话,她耐心的解释让人信服。同时,在她现场指导下,社区一名退伍军人成立了调解工作室,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

　　每周在社区工作8小时

　　“老年人千万不要嫌麻烦而将大量现金存放家中,要及时存放到银行。同时,将存单、存折同身份证、户口本分开放……”8月2日,渭南市临渭区红旗社区,民警正在为社区居民开展治安防盗宣传知识讲座。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问咨询。

　　居民们说,这样的讲座每周都会定期举行一次,大家每次都早早来占位听讲。

　　原来,“三官一律”进社区明确要求,法官、检察官、警官每周在社区(村)工作时间不少于8小时,律师工作时间不少于4小时。同时,要求做到“三进三访“”,即进小区、进村组、进住户,有矛盾纠纷的家庭必访、涉法涉诉信访人员家庭必访、刑释解教和社区矫正人员家庭必访；落实“三个一”,即制作一张便民联系卡方便群众联系,建立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意见建议,健全一套工作台账记载工作开展情况。

　　“三官一律”进社区还要求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市、县(区)委政法委书记和公、检、法、司四长每年深入基层不少于60天,走访社区、村不少于100个,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检查指导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为保证这项工作取得实效,陕西明确了工作报告制度,“三官一律”每月向所在单位汇报一次开展工作的情况,每半年向社区群众代表述职一次,接受群众监督,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各级综治部门建立工作档案,详细记录进社区工作情况和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评重要依据。

　　“三官一律”进社区(村)、进百家门、认百家人、解百家难,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提高了群众满意度,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记者周斌）

　　南昌:重大项目无一群体事件发生

　　2012年,江西省南昌市共投资320亿元开工建设60个重大项目,没有发生一起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没有发生一起影响工程进度的恶性阻工事件。

　　南昌是如何做到的?据南昌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南昌市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尊重民意保障民利,实现了“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

　　决策顺应民心尊重民意

　　南昌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途经包括最繁华中心城区在内的6个城区,涉及单位77家、经营性店面306户、承租户2050户、从业人员21750人,征收拆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短短4个月内,41.6万平方米面积的征收任务顺利完成。之所以如此顺利,源于南昌在作出重大项目决策时,充分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据介绍,轨道交通1号线是在群众要求改变南昌交通困境、改善出行条件的呼声中作出的决策。当时经调查,约有79%的市民对南昌交通状况不满意,16%的市民非常不满意。于是,轨道交通1号线这一便民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南昌先后出台《南昌市委议事决策规则》、《南昌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办法》等制度,明确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时,要充分听取群众、相关部门和权威专家三方意见建议。

　　在轨道交通1号线项目酝酿之初,工作组走家入户向市民发放“征询意见表”,并通过网站向公众征询意见,确保每位市民参与决策。同时,认真听取专家对南昌复杂地质、文物保护等问题的评估以及施工建议,为市委、市政府最终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征求市民意见,是对民意的充分尊重,让大家感到南昌的城市建设和变化,自己也是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一位市民如是说。

　　阳光征收绝不与民争利

　　今年,在南昌轨道交通2号线房屋征收中,家住阳明路的赵先生一开始也担心动迁不透明,补偿会存在猫腻。没多久,他的疑虑烟消云散——电视、报纸和他所住社区张贴的公告上,详细介绍了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动迁干部上门宣传征收政策,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据了解,南昌在推进项目建设中,始终坚持阳光征收,严格执行国家、省相关房屋征收条例规定。同时,在各辖区街道和社区代表共同监督和公证人员公证下,以公开抽签方式选定房屋评估机构,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征收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不与民争利,让百姓在房屋征收中得实惠”是南昌房屋征收的指导思想。在确定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时,按就高不就低原则选定高评估价；在确定安置房市场评估价格时,按就低不就高原则选择低评估价。此外,增加非住宅停产停业和临时安置补偿费奖励,推出经营性非住宅购买和回购政策等,最大限度让利于民。

　　蔡某是轨道交通2号线东湖区首位兑付补偿款的居民,他家27平方米的房子,评估价达到每平方米8100余元,加上补助和奖励,补偿款近43万元。蔡某用这笔钱在市区购买了一套面积更大的房子改善居住环境。蔡某对征收结果非常满意。

　　在地铁1号线工程拆迁、老城区棚户区改造等项目中,南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收集意见建议,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与群众利益无缝对接,变“向上看”为“向下看”,变事后调解为事前预防,仅2012年就走访群众近30万人次,收集各类群众反映的问题4.9万余件,已解决和反馈4.45万余件。（记者周斌）

　　淮安:信访总量连续七年保持下降

　　打电话、上网或是发短信进行留言咨询,群众足不出户便可反映问题并及时查询办理进展。江苏省淮安市推出“阳光信访”电子信息系统,创立了受理投诉、便民查询、主动反馈、监督管理“四位一体”信访工作新模式,拓展了信访受理渠道,提高了处理效率,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据介绍,“阳光信访”实施以来,全市信访形势明显好转,连续7年信访总量保持下降趋势、连续7年信访工作综合排名处于全省前列、连续7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有影响的信访问题。

　　信访事项办理实时查询

　　信访群众从开始上访到信访事项办结,平均要来访5次至6次,边远乡村信访群众来回一趟要1天至2天,花费上百元,信访接待部门也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待来访者。

　　而“阳光信访”系统建成后,群众除了通过写信、走访等方式提出诉求,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短信、网络和远程视频等方式反映问题,边远农村没有条件的群众还可以由当地信访服务场所代理投诉,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反映的信访事项,都会即时进入系统,真正做到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方便说话。目前,淮安市电子网络访占信访总量比重已上升到49%。

　　信访难,既有态度问题,也有信息问题。“以前,群众信访后无法及时得知处理情况,只能奔走于各部门询问,很多信访群众在来回折腾中产生了对立情绪,导致小事变大、越级上访。”淮安市信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群众只要上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输入信访事项查询号,就可以得知问题处理情况,减少了群众往返奔波询问之苦。

　　目前,淮安9个县(区)、147个乡镇(街道)和400多个职能部门已经全部纳入系统。

　　全程透明提高办理质效

　　“阳光信访”系统不仅拓展了信访受理渠道,还对处理过程来了个“全景式监控”——通过在所有乡(镇、街道)和重点涉及上访的部门安装客户端,将信访问题输入系统,处理进展情况即时载入系统。从受理上访一直到办理结束,整个过程始终处于“透明”状态。

　　现在,全市初信初访一次办结率已从过去的75%提高至86%,重信重访占比已从过去的22%下降到9%,信访事项平均办理时间由45天缩短为35天。

　　近年来,淮安不断增加“阳光信访”系统功能,拓展服务内容,搭建互动平台。在系统中设立了人民建议征集功能模块,搭建民情民意“直通车”,方便群众提出意见建议,有效汇集民智推动发展。今年以来,在新时期淮安精神大讨论等活动中,通过“阳光信访”系统就征集到有价值意见建议2200多条,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同时,淮安有关部门在系统中开发民情预警分析研判功能,关注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的社情动态,实时对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18大类110小类信访问题进行监测,自动统计分析、预判趋势,更加方便党委、政府掌握民生热点、找准工作重点,推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记者蒋皓）

　　霞浦:千名干部访万户群众促和谐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一座拥有美丽风景的现代化城市,但是前些年,霞浦的名声却不怎么样:社会矛盾纷杂,上访事件不断,干部疲于应对,群众也颇多怨言。

　　然而,从2012年开始,这种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霞浦在全县开展“千名干部访万户、四下基层促和谐”活动,“下基层、接地气、解民忧、化民怨”,通过走进基层、走近群众,在了解问题的同时,主动解决问题,实现矛盾纠纷处理在早、处理在小,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走村入户了解矛盾

　　霞浦县在开展活动中,抽调机关干部组成14个下访工作组,深入全县14个乡镇(街道),3人一组,包村入户,与村民促膝谈心,了解群众困难及存在的矛盾纠纷,逐户填写《入户调查登记表》,建立社情民意和矛盾纠纷档案。

　　“由各种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现在我们主动下来开展走访,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霞浦县长春镇综治办常务副主任周光雄说。

　　据介绍,霞浦县自2012年5月以来共开展3轮大走访活动,每次抽调1700名县乡干部,走访了20多万户群众。通过走村入户,边发现问题边化解矛盾,及时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回应了群众诉求。

　　完善机制落实成效

　　三沙中心渔港在施工爆破中,导致离爆破作业区不远的村民水泥房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周边居民因担心安全问题,对工程施工进行阻挠。县委书记、县长召开现场会,倾听群众和施工单位对解决工程施工存在问题的意见,协调并提出解决方案,受到双方欢迎。

　　社会矛盾纠纷是动态的,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对新出现的问题,霞浦县明确规定,问题出现在乡镇(街道)或部门的,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亲自了解情况化解；无法化解的,及时报县综治办、信访局协调化解；仍无法解决的,半个月内提交县政府或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解决；实在无法化解的,纳入依法处理信访事项“路线图”予以处理。

　　同时,完善信访联合接待机制,县社会矛盾排查调处中心根据信访问题的不同性质,分别召集司法局、国土局、住建局等20多个相应部门的领导干部轮流进驻中心,联合接访,共同化解信访问题。

　　紧紧抓住村、户这一社会稳定的根基,全面实行“稳村固户、夯实根基”工作机制。在各村(社区)成立维稳调解委员会,由党支部书记担任主任,村委会主任担任副主任,成员由村(社区)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老党员、老干部以及宗族中有影响力的人员组成,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掌握村户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在第一时间报告。

　　霞浦县各级干部主动深入基层、走入群众,扑下身子接地气,面对面听取意见,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和各类问题,营造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记者蒋皓）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