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红十字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着捐献者资源，广东、江苏等多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一例器官甚至要捐10万元。红会称捐款用于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7月8日《新京报》）
在器官捐献还不普及、每年有数十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的今天，我们毫无疑问应该向那些伟大的捐献者致以无上的敬意，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对器官捐献者本人及其身后贫困家庭进行救助，更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然而，正因为器官捐献的伟大，所以必须将捐献与救助划分开来。地方红会逼医院捐款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做法，不仅与人们的期待相悖，更是沦为了变相器官交易的掮客。
掮客，通俗地说，就是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和组织。红会逼医院每一例器官移植都要捐款，医院毫无疑问又会将捐款转嫁给器官移植者，而家属接受的救助与医院捐赠数额又不能一一对应，每笔捐赠款要耗去5000元左右的“成本”。而在法律上，红会作为第三方机构，在器官捐献体系中，主要是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目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医院没有捐款的义务，接受器官移植者也没有捐款的义务，“逼捐”就更不应该有。
人体不是商品，器官不能交易。器官交易会从根本上损及人性的尊严，威胁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使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价值体系遭到瓦解，进而导致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秩序发生崩溃。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利益的方式来拯救另一个个体，本身是基于伟大的信仰，直接将器官捐献与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对接，这本身就违背器官捐献人的信仰，这与器官买卖何异？
器官捐献与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应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情，红会作为一个慈善组织，出于良善的社会目的，建立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无可厚非，但基金的资金来源，可由政府划拨一部分，更多的则是应该加大宣传，向全社会募集，基金的资金管理则应该恪守慈善组织的宗旨，竭尽全力降低成本，保证公开透明。
红会之所以突破第三方机构的边界，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红会垄断了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二是卫生部的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本身的问题，不仅系统没有被强制使用，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也还存在人为干预分配的嫌疑。除了要破除红会垄断，加强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本身建设之外，还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不应当对人体器官移植寄予过高的期望，不应该希望完全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人类的生命问题。
至于红会，在屡出不穷的丑闻面前，作为一个打着民间慈善组织旗号的机构，公众已经对其依靠自身重建公信失去了耐心。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红会的民间慈善组织本色，消除其特权，让其和其他慈善公益组织一起公平竞争，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