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然而看望和问候老人主要是感情和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可以用制度加以规定，但在法律中规定感情和道德上的义务，显然是立法的错位。且不说这种义务的履行很难确认，即便能确认，如何约束也是个问题。如果“法律规定”徒具倡导意义，也就失去了法律概念的应有之义。
有专家称，子女若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要立案审理。笔者对此很疑惑:如果法院立案审理，是裁决子女必须经常回家看看，还是判决子女因不孝的过错向老人支付补偿金?怎么判都不合逻辑。
“回家看望”是情感概念，“情感”不可能通过法律强制来实现——难不成还让子女这样看望老人:爹、妈，本月共回家看望几次，我们已经依法履行了法院裁决的义务，你们别再到法院告我们了……这岂不是笑话?支付未尽孝道的赔偿金倒是可以操作，但这种赔偿又与立法本义中的“常回家看看”不在同一概念范畴上，与情感毫无关联。法律就是法律，情感人伦就是情感人伦，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就不该硬拧在一起。
立法的草案阶段，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探讨，但是某些简单的逻辑问题是否有讨论的必要，值得怀疑。
“法律”的最基本内涵，是具有约束性的行为规则。“约束性”与“规则性”缺一不可。而法律内涵中的“约束”要素又是区别于“道德”概念的标志。“常回家看看”这种情感要求，明显不在法律调整与约束的范畴内，既不宜量化，也无法具体操作。
立法无效或无效立法，不但是立法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给司法实践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令人无所适从。比如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诚”的规定，就很令人迷惑。
“忠诚”，很大程度上属于心理活动范畴，如何约束得了?约束而来的“忠诚”，又何来“忠”可言?因此这一条一直备受争议。如今，又要规定“常回家看看”，不得不叫人怀疑:我们是不是陷入立法迷信、法律万能的误区?“迷信立法，莫若无法”——如果所有问题都要通过立法解决，也就无所谓有法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