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生活的背面，必定是思想。同样，法律条文的背后，蕴藏的是精神，是文化，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
请跟我走进法治的一隅——
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为确保查清案件事实，法庭经常会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证人来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假如有一天，在法庭上，面对着耷拉着脑袋的被告人，被告人的父母或者妻子、儿女，为了履行法律的义务，必须当面指证亲人的罪行，这是一件相当尴尬和痛苦的事情。所谓“大义灭亲人”、“虎毒食子”，不能说不是一种无奈。
在古装电视剧里，也许大家经常会看到这种“大义灭亲”的感人场景，其实，在真实的历史里，并不完全是这样。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一种“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所谓“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当时，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唐朝，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律疏议》中使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标志着“亲亲得相首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随后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隐范围又扩大到了岳父母、女婿。 192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和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将容隐范围扩大，并都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所特有。早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曾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彻底粉碎“伪法统”，建立了全新的法律制度，事实上否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揭发亲人成风，严重违背人性，挑战了人伦的底线。据2013年第7期的《读书文摘》中一篇文章中记载：文革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批斗会上公开揭发父亲，王光美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宽恕她。文章说：“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
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亲亲相隐原则作简单化处理，继续沿用“大义灭亲”式法治理念，后来1997年刑法修改，仍沿袭这一原则。有些罪名仍鼓励犯罪嫌疑人家属作证亲人犯罪。
当今，很多国家现行法中仍存在着“亲亲得相首匿” 原则的身影，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及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特别是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甚至将亲属的范围扩大到被告人近亲属以外，规定“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都没有义务作证。
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奎吾说过：“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而顺应人性的法律才是良法，因此，法律必须直面人性。
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欣慰的是，2013年正式施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杵逆人性，该法继承和接受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的制度，也与西方国家作证豁免权制度相呼应，在确认证人有作证的义务的同时，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但是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除外。也就是说，被告人的亲人作证义务没有免除，可以提供书面证言，但是不必当庭指证亲人的罪行，除非他主动、自愿提出。这是一种进步，让民众看到了法治正迈着文明的步伐大步走来。
立法如此。而对司法者来说，让我们请听卡多佐的教诲：“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又是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从而做出选择。”
作者单位：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