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湖北省调研时，在商场买了双新皮鞋，并穿着在当地走访。次日回京到家一脱鞋，他就发现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看来看去也没找到这双鞋的商标、产地和生产厂家。
胡部长的遭遇，只是当时千千万万消费者受侵权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洪流滚滚，泥沙俱下，假冒伪劣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全国各地。当时北京的一次检查中，在星级饭店和大型国营商场内被查的104款高档名酒样品中，只有4个是真的。除了假冒伪劣，短尺少秤、哄抬物价、预售诈骗、硬性搭售等种种不法行为，也在消费市场上滋生蔓延。甚至，不良商家为谋取钱财不惜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发霉大米酿啤酒，粪池里腌大头菜……
政府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些丑恶现象也给予打击，但多是扬汤止沸。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1984年立法意向提出，到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以127票的全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票通过法律。
消法出台，使得广大消费者有了维权的利剑。1995年购假获双倍赔偿的“王海现象”更推动了消法的落实与普及，让消法更加深入人心，消费者维权意识得到极大的觉醒。近年来，仅通过消协渠道，为消费者挽回的经济损失每年就以10亿元计。
日前，消法正在经历其颁布20年来的首次修订。《中国经济周刊》特邀请三位消法制定的主要参与者，讲述当年消法制定的历程、艰辛和故事。
“地方包围中央”的立法过程
消法的制定过程颇为曲折，最初并不是想着直接立法，而是由国务院出台条例。而且，在各省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遍地开花”后，国务院的条例仍未能出台。后来，经过各方努力，同时由于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遂决定由全国人大立法，消法制定被提上议事日程。
武高汉：国家性条例难产，地方法规纷纷出台
消法制定最初要追溯到1984年。当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协”)酝酿成立，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副部级单位，下称“国家工商局”，2001年4月更名为国家工商总局(正部级单位)]副局长李衍授准备出任会长，想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出任名誉会长。
我当时是李衍授的秘书，跟着李衍授去拜会王任重。王任重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就包括：根据国外经验和国内情况，需要制定一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
此后，我们和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商议后，他写了关于制定消法的议案，在1985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但是，全国人大在研究了这份议案后回复称，鉴于中国保护消费者的理论和实践还比较少，直接立法时机不够成熟，建议由国务院起草相关条例。
全国人大的意见经过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办的前身)、国家工商局、中消协(已于1984年12月26日成立)层层转批，最后，时任中消协秘书长王江云指定我来草拟条例内容。
我当时3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国外消法，在此基础上，一个晚上就拟完了条例内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显然不合适。可以想象，我拟出来的“条例”遭到了各方“七嘴八舌”。后来，国家工商局、中消协开始组建专家队伍从事这项工作。我则退到二线，开始做与消法制定相关的记录、整理、意见汇总的工作。
一年过去了，条例始终没有出得了国家工商局。在此过程中，福建倒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
1986年，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起草了当地的条例，但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上未获通过。理由是，全国都还没有呢，福建干吗往前冲。于是，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会长带着他们的条例到了北京。李衍授一看就同意，因为他们条例的主体架构都是我们平时研究确定下来的东西。
李衍授报给王任重，王任重特别赞赏，批示“此条例可供各地参考”。次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条例，福建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然而中消协拟的国家性的条例，仍然被各方认为不够成熟。但是，各地的情况却势如破竹，不出两三年，全国有二十几个省份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地方包围中央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也开始抓紧了。1990年，国家工商局通过了一稿，报到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局研究条例草案，特别是“消费者权利”这一章。全国人民都是消费者，这一章是给全国人民授权，这就超出了国务院行政管理的范畴。于是，国务院法制局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写了报告：鉴于该法是要向全国人民普遍授权，由国务院出台条例不妥，同时鉴于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建议由全国人大直接立法。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全国人大法工委”)同意了，将消法制定提上议事日程。
在此期间，学术机构也开始紧跟。时任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谢次昌领衔成立消法研究课题组，并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报送了消法草案建议稿。
张明夫：消法不出，等于我在中消协没做事
1991年，我从国家工商局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任上去中消协工作，至1993年期间，担任中消协第三任秘书长。
消法不搞条例，而是直接立法的契机发生在1990年底。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坚持搞条例，认为条例相对容易出台。从中消协的角度，我们希望直接立法，有几个理由：第一，随着经济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需要加强，当时发生的坑骗消费者的事情太多，死人、致残、致伤的情况屡有发生；第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条例，各地都有了，但不完善，需要一部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第三，对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中，尽管当时已有产品质量法等很多法规，但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如何维护消费者的问题亟待完善；第四，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无法可依。
所以，我在中消协主持工作的三年间，推动立法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当时我跟同志们说了一句话：消法不出，等于我在中消协的工作没做。其他工作我可以丢掉一些，集中精力推动立法。我多次到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法工委，向领导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搞条例，急需立法。
1991年的一天，河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求立法的情况，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过了，可以考虑列上日程。之后，我就和武高汉等同志一起去了全国人大法工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河山，但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起草消法，我们紧密工作在一起。。
河山：消法建议稿，曾经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没人理
消法的诞生，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大背景下，但也不乏含有点偶然因素。
1991年夏季的一天，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的胡康生，在经济法室看到谢次昌、武高汉等同志起草的消法建议稿，放在那没人理。他拿来以后把我叫去，问这个属不属于民法？我说消费者是自然人，经营者是法人，他们之间为平等主体关系，归民法调整，我们搞这个法不会和别的室发生冲突。就这么说定了，胡主任随即向上报批了消法立法程序。
第二天我给中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第三天，张明夫、武高汉等三位同志就到全国人大法工委来了。交谈后，张明夫感慨地说：“这部法我们盼了六七年，苦于无门，却不知道法工委是负责这方面立法的，现在总算找到了门，和你们联系上了，今天就算我们进了门。我们对立法有了希望。”
从胡康生交办这一天起算，至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消法，我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半。
张明夫秘书长多次表示：“在我任职期间，一定要把推动消法的制定当作中消协头等大事来抓。”他说到做到，为消法的起草做了大量推动工作。
“加倍赔偿”差点写不进消法
消法的核心条款是体现于第四十九条的“加倍赔偿”，这一规定发展了民法通则“填平补齐”的赔偿原则，体现为“惩罚性赔偿”，是打击假冒商品、欺诈服务的重要举措。而将“加倍赔偿”写入消法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常委委员建议电话推销也应列入消法禁止范围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消法修订发言摘登
·公益诉讼“露脸”让新消法可圈可点
·“消法”修正不可先为“消委”戴个官帽
·消法修改 消费者可享加强版保护
·消法20年大修之草案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