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小官大贪”需织密监督法网

　　汪振春

　　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通报，过去5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贪污贿赂案件78件98人，涉案案值1.06亿元。办案人员介绍，这些案件中，超过六成是“身边的腐败”，涉及工程建设、医药卫生等多个领域，“小官大贪”成为特点。而来自北京检察院的情况通报也进一步表明，“小官大贪”的案件在农村改水、镇级道路施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惠民工程领域多发。“小官大贪”现象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是不能小觑的。据报道，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虽官居科级，但在其名下的北京、海南等地房产达30多处，涉案金额达数亿元；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副科级）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000多万余元；山东省临沂市一名主持房地产契税征收工作的科级干部杨宗玉，一口就“吞进”700多万余元……有媒体曾经盘点过，2001年至2011年间出现在媒体视野中的涉案金额上千万的贪污腐败案，科级和科级以下的官员至少有17个，其中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官大贪”虽然有别于高官贪腐，但在危害性上却毫不逊色，而且往往因其更加接近公众，以及公众对党和政府的印象也更多地源于对他们形象的直观感知，所造成的影响，对于政府公信力及廉洁性的破坏更大。因此，预防和遏制这一现象，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通过对众多典型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官大贪”不论发于什么领域、什么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深有感慨：“‘小官’的职位虽低，但配置资源的数量并不少，参与决策和执行的机会也不少。目前，基层腐败制度设计还不到位，群众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这些都增加了‘小官’把权力用到极致的可能性。”

　　由于掌管着最直接、最现实的行政资源配置，这往往使得基层的官员们手中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也催生了各种诱惑。不难想象，一旦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然带来私欲的膨胀和腐败的横行。所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而且必须在阳光下运行；要杜绝“小官大贪”，也必须自织密监督的法网始。

　　古人云：“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要革除孳生“小官大贪”的土壤，一方面，在监督上就不应该因职位高低而有所区别。相反，应更加注重其利用手中权力搞腐败的风险，离“河边”越近，“湿鞋”的可能性越大，就越应该提高警惕。

　　另一方面，还要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既要做到权力行使过程的公开，也要做到权力行使结果的信息公开。同时，需改变基层粗放式的权力管理模式，科学配置权力，做到重要事项集体决议，避免一人或少数人决策或决定，扩大公众参与管理度，力求使权力行使成为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过程，让监督覆盖权力触及的每个角落和各个环节，从而真正把人情网、关系网等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