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勇：一个贫困民警与他的正能量

    一间租来的30多平米的房子被隔成两半，夫妻俩住半间，奶奶和孙子住另半间；一张架子床，15岁的儿子睡上铺，70岁的老母亲睡下铺。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民警汪勇家里的柜子、饭桌和儿子学习用的桌子，都是每样50元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而厨房灶台上放着的一台单开门冰箱，是转业前部队一位老领导送他的。送之前，人家也已经使用了好几年。

    虽然从部队转业已经8年，但42岁的民警汪勇至今在西安仍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一个人挣钱，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还要给身患重病的老父亲看病。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汪勇肩上，但是，我们见到的汪勇却是一个乐观开朗、信心十足的人。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他干得风生水起。2007年以来，汪勇连续6年获评新城区“十佳社区民警”；2009年以来，连续3次获评西安市“十佳社区民警”；2012年，他又被评为陕西省“十佳社区民警”。他所在的咸东社区警务室连续多年被评为分局示范警务室、全市优秀警务室和全省一级警务室。

    在新城分局上千名民警中，汪勇是数一数二的贫困户。别说陌生人，就是认识他的同事，也常常会对他十分不解：这个小个子民警，哪儿来的这没完没了的工作干劲？他的正能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千万不能为了钱犯错误”

    拨开头顶的头发，汪勇的头上有好几道伤疤。他说，这些疤痕有一岁时留下的，也有两岁时留下的。“小时候，父母要忙着种田，没时间管我们，就把我们往山坡上一放。”汪勇说，他是湘西的土家族，老家的人至今住着像凤凰古镇上一样的吊脚楼，支撑吊脚楼的，不是水泥柱子，而是很粗的圆木。汪勇的父母一共生过7个孩子，4子3女，活下来的只有他们四兄弟。四个兄弟中，汪勇排老二。他的哥哥、弟弟们都在打工。48岁的哥哥至今还在广州扛水泥、石灰。兄弟们日子过得艰难，给父母养老的担子差不多就全落在了汪勇一个人身上。谁让他是这家里惟一“吃公家饭”的人呢？

    1990年3月，汪勇离开湖南省沅陵县清浪乡麻粟坡村老家，要去当兵。离开家的时候，父亲给了他500元。当时，汪勇简直想象不出，父亲怎么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怕他弄丢，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钱缝在了他的背心里。临走，父亲留给他就一句话：“出去以后，就是要饭都不要回来！”

    在沅陵县方圆几百里范围内，汪勇的父亲汪家满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会吹唢呐、杀年猪，做得一手好饭菜，农村的活路样样干得好，而且组织过上万人修水库。麻粟坡村原先一直没通电。上世纪八十年代，汪家满当村支书时，他让各家各户交了几棵树，然后卖给了木材商，用这笔钱给村子里通了电。剩下2万多元，有人主张私下里分掉，但汪家满坚决不肯这样干。这笔钱被用来维修了村上的学校，危房被拆掉了，孩子们搬进了新建的教室。然而，当了十几年支书、十几年乡林业站站长、乡农机厂支书、有着40多年党龄的汪家满，却不能摆脱农民的身份。他老了以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去年，汪勇的老父亲给湖南省委写过一封申诉信，附上了他当年的各种荣誉证书、人大代表证以及现在的医院诊断证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省里组织部门有了回音。从今年春节后，老人才享受到政府的一个专项补贴，每月120元，算是解决了他的吃粮问题。

    汪勇刚当兵时在二炮，后来调到了47军。他当了近10年义务兵，这期间做过挖隧道的工程兵，喂过猪、做过饭，当过卫生员、通讯员，还当过运输兵。1999年，凭着勤快、肯吃苦，汪勇终于被提了干。那个时候义务兵转干非常不容易，一个师一年也只有一两个指标。这以后，排长、副连长、汽车连长、后勤部助理员、司令部政治协理员，汪勇一步一个脚印干下来，直到由营职转业。

    2005年转业时，汪勇有部队发的8万多元安家费。别的战友开始按揭买房，但他不敢花这个钱。汪勇的妻子家在临潼，随军家属按说转业应当安置工作，但实际上她至今没有工作。作为新一代移民，汪勇在西安用钱的地方很多。更何况，他要留着钱给老父亲看病。

    从30多岁起，汪勇父亲就患有肾病。农村医疗条件差，去医院看病花钱不说，交通首先不方便。上趟县城，得先坐拖拉机到乡上，然后再坐很长时间的船。所以多年来，汪家满都是能忍就忍。等他实在疼得受不了，到西安一检查，右肾已经完全坏死，左肾也有多颗结石，输尿管堵塞。汪勇把老父亲送到医院，一天就得五六千元，没等到做手术，就已经花掉了3万多元。看到账单，汪家满老汉跟医生急了眼，说什么都不肯再做手术，硬是从医院搬了出来。

    如今，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力度还比较大，但病人必须到指定医院看病才能报销。汪勇父亲在西安住院，3万多元医疗费农村合作医疗只报了3000多元。汪勇父亲回到了老家，服药保守治疗；而老母亲却留在了西安。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汪勇母亲多年来一直在打工。当初汪勇部队驻扎临潼时，老太太就给一些单位扫地。在西安，老太太又在超市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对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她非常珍惜。超市清早6点多打卡，老太太常常4点多就起床，生怕睡过了。可有一回，老太太上午快9点给汪勇打电话，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其实，超市离他们家也就一公里多点，但老太太脑子反应有点迟钝，再加上山里人在大城市分不清东南西北，结果一气儿走了好几个钟头。出了这样的事儿，几个月前，汪勇硬是让老母亲辞了那份工作。

    汪勇穷，当初结婚时，他和妻子连个婚纱照都没去照。妻子看上的，是汪勇这个人。对汪勇的工作，妻子特别理解。汪勇不打电话，妻子一般不会打电话打扰他。按湖南人的生活习惯，是要吃炒菜、米饭的。如果这样吃饭，家里一个月的开销起码得1500元到2000元。而汪勇的妻子是吃饭以面食为主的“老陕”，一碟油泼辣子就是一道菜。这样省着，他们家一个月吃饭1000元就够了。吃不讲究，穿着上妻子更是不讲究。她身上的衣裳、鞋子，差不多没一件超过100元的。有时候，汪勇也跟妻子说起房子的话题：“人家都有房，就咱们没房，嫁给我，你不觉得亏？”“那有什么，晚上两眼一闭睡着了，还不都占那么大点地方？”汪勇妻子是临潼马额人，父亲是位老教师，至今还没有退休，而他乡下还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于是，汪勇妻子经常得回乡下照顾爷爷，西安临潼两头忙。

    妻子贤惠，汪勇的儿子也很懂事。因为没钱交择校费，汪勇儿子没上西光中学之类的好学校，而是上的学费便宜的东方中学。上初二的儿子从不乱花一分钱，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儿子想要辆自行车，汪勇直到最近才给他买了。这样，晚上9点下了晚自习，儿子就能骑自行车回来。

    人在西安，汪勇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老父亲。正常情况下，汪勇每天都会和父亲通个电话。有时候搞案子，汪勇要是两天没顾上打电话，父亲就会把电话打过来。老父亲会经常叮嘱他：“千万不能为了钱犯错误。”去年严打间歇，所里组织民警出去旅游放松。汪勇跟所长提出，想借这个机会回趟老家看望老父亲。所长很理解他，破例让他休了15天，而去旅游的同事只能休10天。这次回家，汪勇给老父亲花600多元买了一台双缸洗衣机，解了老父亲洗衣之忧。

    汪勇的家境也被领导所关注。新城分局局长鲁鸣曾经在未央分局大明宫派出所当过所长，他协调大明宫慈善基金会，给分局贫困民警家属提供了60万元的资助，汪勇的父亲得到了1万元的资助，解了治病的燃眉之急。“单位这样对待我，我怎么能不好好工作呢？”汪勇说，这不光是钱的事儿。

    “回到家乡，乡亲们把我看得像亲人一样”

    汪勇当警察，和他转业那年被抢的遭遇有关。

    2005年冬季，汪勇刚刚转业，有次去阎良看望已在那里安家的弟弟。回到西安时，一场大雪正下得猛。走到太华路立交桥下，他让一个小青年盯上了。汪勇正走着，这小青年把一只白色旅游鞋往他脚下一伸：“哎，伙计！”“咋了？”汪勇一张嘴，就坏了，他的湖南普通话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外地人。“咋了？来来来，过来跟你说个话。”说话间，路边又凑上来3个小伙子，跟小青年一起把他推推搡搡；汪勇想往前跑，前面又有3个小伙子正在跟他招手。显然，他们是一伙儿的。这天也实在糟糕，汪勇身上带着8000元现金。钱来得不容易，要是让这些家伙抢走了可如何是好？“先别动，你们弄清我是谁再动手！”紧急时刻，汪勇想到口袋里的军官证。当他手伸到口袋里往外掏证件时，那4个小伙子突然四散跑掉。汪勇后来想，那帮人多半把自己当成了警察。

    以前当战士时，有回买烟，汪勇掏出100元，人家找他90多元。人家当着他的面数了两遍，汪勇看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少，回去以后，却发现少了20元钱。那个时候，他就很想知道，犯罪分子都有哪些特点。经历了雪天差点被打劫这件事，汪勇对自己今后的职业方向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进公安局，当警察！

    想进公安局，汪勇也找过关系。他在部队给一位首长开过车，老首长对他印象不错，正好地方上也有朋友，于是替他给一位公安局的部门领导打了电话。本来，人家满口答应尽量帮忙，可一见汪勇，人家态度就变了：“你恐怕不适合当警察吧？”为啥？嫌汪勇个子矮。汪勇身高只有1.6米。

    可是，凭着在部队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的功绩，汪勇还是当上了警察。而如今，这个小个子民警甚至可以做到别的同事未必能做到的事：他社区里的吸毒人员每周一定会老老实实地给他打个电话，报告自己的行踪；每月还会和他见个面，由汪勇领着去做尿检。在汪勇的监管下，有的吸毒人员已经告别毒品多年，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辖区刑释解教人员和吸毒人员是社区民警关注的重点。汪勇的工作台账里有对他们的详细记录，除了他们个人的情况，还包括他们的家庭住址、家属的联系电话等，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家庭都有些什么难处。前些年，汪勇把红旗电机厂家属院一个名叫张凯的吸毒人员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可仅仅过了两天，他又起草了一份书面报告，所里批了又找分局批，把张凯又放了回来。

    汪勇关人没错，因为张凯吸毒；张凯既然吸毒，又为啥迫不及待地要放他？这是因为汪勇考虑到了这家人的难处。

    关张凯的时候，张凯的妻子挺着个大肚子，快要生了。妻子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住的地方是没有暖气的老房子。冬天里，水管冻住了，她们用水得到别处去提，这就难住了这一个老妪、一个孕妇。两人对张凯吸毒也是深恶痛绝，她们表示，如果放张凯回来，她们一定配合民警管好张凯。汪勇就打了那份报告，把张凯从戒毒所放了出来。自打张凯回家之后，汪勇如果哪天没去他家，一定会打电话，向他妻子、母亲打听他的情况；张凯也老老实实按汪勇的要求，一周给他来一次电话，讲清自己的活动情况。不是他说怎样汪勇就信他怎样，张凯的话汪勇还会通过社区的治安积极分子进行核实。汪勇辖区内正好有家戒毒康复医院，每月例行的见面，汪勇都会带张凯去做尿检。张凯和妻子是事实婚姻，妻子也不愿跟他领证。孩子长到两岁，还是汪勇帮忙，给他儿子报了户口。张凯会开车，可别人信不过他，不好找工作。又是汪勇给他出面担保，让他在一家卖汽车轮胎的店铺找了份拉轮胎的工作；这份工作黄了后，汪勇又推荐他去天平驾校当了教练。如今，好几年过去了，张凯不仅没再复吸，还成了汪勇的信息员。

    高乐被汪勇送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后回来，生活没了着落。一见面，汪勇就自掏腰包，给了他100元。接下来，又帮高乐把他家放杂物的一间小平房收拾出来当住处，而把他家房子租了出去，这样，他每月就有了1000多元稳定的收入。汪勇还帮高乐在建筑工地找了个和沙子、水泥的活儿，打打零工。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能养活自己，高乐就不再跟从前的毒友们扎堆儿。3年来每月一次的尿检报告证明，高乐真的没有再碰毒品。

    钱虽说挣得不多，但警察职业带给汪勇的变化却挺深刻。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身边的朋友乃至老家的乡亲第一个想到的人，常常就是汪勇。汪勇不见得能帮他们解决问题，但他总是能替人家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离开家乡20多年，汪勇就回过三四次家，和父母一起在老家过年，只有一次。只要回去，汪勇就会忙得不得了，这家请了那家请。“回到家乡，乡亲们简直把我当亲人看待呢！”汪勇笑着说。汪勇一个发小在南方做生意，买很大的房子，光装修就花了70多万。他对汪勇也照样非常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汪勇拥有的东西，他正好没有。汪勇工作干得好，网上的信息他都关注着呢。

“汪哥改变了我对警察、甚至对这个城市的看法”

    红旗电机厂下岗工人李洪国多年前婚姻失败，孩子跟着老婆走了。李洪国性格内向，这事儿一直没想开；再加上工厂倒闭，收入微薄，李洪国承受不住打击，得了精神病。发病时，他烧过别人家的门帘子，用榔头砸过邻居的门。汪勇出警收过他几次榔头，李洪国就故意在社区民警公示牌汪勇的照片上抹上了泥巴。

    调取人口信息，汪勇得知李洪国当过兵。再去敲门，汪勇就自称也是从部队转业的“小汪”，是李洪国的“小兄弟”。李洪国一个人在家养花、养鸟，汪勇跟他的话题就从花与鸟开始。李洪国家中的电线东拉西扯，晚上只能靠电视机照明。汪勇找来电工，给他家重新走线，让电灯重新亮了起来。不仅如此，春节前，汪勇还协调李洪国原来的工厂，给他补助了400元钱。虽然钱不多，但李洪国还是很在意。这以后，人见人怕的李洪国，却对汪勇极友好，汪勇随时去他家，都没问题。再看楼道里的社区民警公示牌，汪勇的照片不仅再没被糊过泥，隔三岔五，李洪国还会把汪勇的照片擦得干干净净，连灰都不让落。

    汪勇家现在没有电视机。原来有台旧电视，怕影响孩子学习，要处理掉。电视机图像、声音都好好的，可收破烂的只肯出50块钱。汪勇舍不得卖，干脆送给了黄金顶。

    黄金顶住省建八公司家属院，50多岁，无儿无女，自己又半身不遂，是社区里有名的困难户。黄金顶年轻时曾多次因赌博等问题被派出所打击处理，有人说，他把日子过成这样，是罪有应得。可到了汪勇这儿，却不再戴有色眼镜瞅他，只把他当成弱势人群看待。黄金顶孤身一人，又行动不便，汪勇只要有空，就会替他买饭、拖地、倒垃圾，随手帮他一把。黄金顶大多数时间是在床上过的，头上的油把床头上面的白墙都浸黑了好一块儿。他家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早就成了文物，汪勇送去的旧电视正好解决了他的一个大问题。

    一晃4年过去，那台旧电视又不行了。图像倒还能看，但由于电视机型号太老，只能看两三个频道。考虑到电视机对于黄金顶的重要性，去年春节前，汪勇花600多元给他买了一台新电视送去。汪勇一个月挣4000多元，儿子小饭桌、补课得1000元，一家人吃饭得1000元，房租一月800元。每个月还得给老父亲寄生活费，一年下来也得上万。如此下来，汪勇一家省吃俭用，一个月下来也只是略有节余。花600多元买台电视机送别人，他乐意，他家属愿意吗？汪勇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专门领着妻子提着水果去看过黄金顶一次。汪勇妻子心软，黄金顶日子过成了那样儿，她看了也挺难过。汪勇再去买电视，就不用背着妻子了。

    不光送电视，汪勇去了还把输送信号的“锅”给黄金顶送去、接好。其实，他不会干这事儿，他喊了安徽人王伟给他帮忙。

    王伟三十五、六岁，老家在阜阳市临泉县，是个做防水的农民工。有回王伟到安装公司家属院租房子住，遇到了身着警服的汪勇。这个小个子民警态度很友好，问了王伟的情况，临走还给了他一张“警民联系卡”，让王伟有难处给他打电话。王伟还真有难处，他的儿子开学要上三年级，想从老家转到西安来上。他租房子，就是想让老婆、孩子都过来。咸东社区有个咸宁小学，可学校不收插班生。何况，王伟一家户口又没在西安。王伟没想到，他试着跟汪勇说了这事儿后，汪勇带着他找了几次校长，硬是把这事儿办成了。“汪哥让我改变了对警察、甚至对这座城市的看法。现在，我已经打算在西安扎下根来。”王伟说，他一直想请汪勇在饭馆吃顿饭，可汪勇坚决不吃。只是有一次汪勇来家里，赶上他一个人下挂面，就给汪勇也下了一碗。

    临潼小伙子李原在纬十街综合市场租了个门面，卖冷冻食品。汪勇来办暂住证时，跟他认识。李原在红旗电机厂旧厂房里弄了个小冷库，地方还是汪勇帮他找的。冷库耗电量大，用的又是老厂房，汪勇要求李原配两个灭火器：干粉的灭一般的火，二氧化碳的专门对付电线起火。汪勇老来跟李原说防火的事儿，而他忙着做生意，也没当回事儿。也许大多数商户都像李原这态度，有一次，汪勇干脆把商户集中起来，弄了一堆火，搬来七八种灭火器，其中有的还是用手推车推的那种大家伙，让商户们亲自动手灭火。谁也想不到，就在这次演练之后3个月，与红旗电机厂旧厂房一墙之隔的秦川厂22街坊活动板房起火了。这场火烧得很大，来了七八辆救火车都还没把火灭掉。这边飘落的火星又引燃了红旗电机厂旧厂房顶部的枯枝、树叶。厂房下面，除了李原的冷库，还有宋军的小加工厂。李原库里有30多万元的货，而宋军厂里有乙炔、氧气瓶以及上百万元的机床。当时，李原送货去了，不在现场，他媳妇慌得手足无措。紧要关头，汪勇第一个冲进宋军的加工厂。在他的带动下，又有几个人冲进厂房，和他一起搬出了乙炔、氧气瓶。有个小伙子出来说，好悬！要不是他拉了汪勇一把，一面被烧倒的墙差点就把汪勇埋里面了。“这把火要是燃过来，引爆了乙炔、氧气瓶，我们两口子打拼四五年攒起的这点家当就全完了。”和王伟一样，李原也说，汪勇改变了他对警察的看法。（注：张凯、高乐系化名）

    （记者 胡 杰 通讯员 何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