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称“死磕派律师”，“揭露式辩护”是他们的“杀手锏”。当更多人以这一标签自称甚至自诩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怎样的现实，催生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法治的推动力量还是恰恰相反？
进入正文前先做一个说明：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总结一种现象，以期对中国法治建设有所裨益。鉴于律师界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极其对立，双方围绕这一话题发生的“骂战”不断，为避免制造不必要矛盾进而造成律师职业进一步的撕裂，本文引用部分律师博客、微博观点，以及与笔者私下交流时表达的看法，一般不具真名。
“一位官员因受贿被捕，家属急匆匆到京委托律师。律师因担心家属代请违背高官意愿，问：‘我们可能会很较真，必要时可能死磕，会激怒司法机关，你们想好了！’家属答道：我们去找关系疏通，领导告诉我们，这时候，谁也不敢，赶紧到北京找个敢于较真的律师来！”
这是来自一名律师微博的信息。仅从一句“必要时可能死磕”，笔者不敢断言这名律师就是“死磕派律师”，但“死磕”成为律师圈时髦词儿，却是不争的事实。
“死磕”的律师，从有律师那一天或就存在，但“死磕派律师”成为一个专有词汇，成为某一相对固定群体的特殊标签，却是近两年的事儿。在现实中，在微博上，“死磕派律师”这一群体空前活跃。从去年开始，“死磕派律师”多次组团辩护显示，这一群体空前地团结起来。甚至有律师乐观地表示：“磕出一个法治中国。”
什么是“死磕派律师”？笔者视野所及，未见有人下过准确定义。不过，从“死磕”一词含义，“死磕派律师”的内涵，不难想见——《现代汉语词典》对“死磕”的解释是：“拼命作对或争斗。”
律师“拼命作对或争斗”的对象是谁呢？和多数律师将控方作为主要对手不同，“死磕派律师”将其认为妨碍辩护权行使的主体，都视为对手，都要“死磕”到底。从现实看，居中裁判的法院、法官更多时候成为“死磕”对象。
“死磕”的方式很多，充分运用微博在内的传统和新兴媒体，“揭露式辩护”，是其两个最显著的标签。前者暂不多说，后文将较多涉及，先说一下“揭露式辩护”。它是指，律师除了行使正常辩护职能，提供对委托人有利的证据，作无罪、罪轻辩护的同时，将揭露办案机关、办案人员办理案件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作为辩护重要内容。一些时候，“揭露”甚至成为律师主要的努力方向。
有些方式，兼有利用舆论和“揭露”两方面内容。比如某些律师“庭上发微博”。在一些案件审理过程中，律师出于对法庭程序违法的不满，在别的律师发问和抗辩时，将庭审内容写成微博发到互联网上。
还有律师将行为艺术引入到办案中。比如，为了表示对法官未依法办事（按照律师理解）的不满，律师送红薯给法官，并通过微博传播。
“死磕不仅折腾对方，也折腾自己。很累人不说，还有相当大的风险。”一位律师表示，“就本人的观察，那些‘死磕派律师’，不是他们有死磕的爱好，更不是有意要跟权力机关作对，也极不愿意在一个具体案件上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能依法顺顺当当维护当事人权益，完成代理，案结事了，是他们的理想追求。律师死磕，是被违法逼出来的。”
多数“死磕派律师”表示，选择“死磕”，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认为，“死磕派律师”不过是一个戏谑的说法，其本意是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抗争，争取法律所赋予的正当权利。“司法机关过于强势，阻挠阅卷、不让会见、枉法判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时候律师们抱团取暖，以法律允许的方式去死磕，并无不当。”
应该承认，和掌握公权力的司法机关相比，律师处于相对弱势。在司法环境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下，一些时候律师们会有无力感。此时，在合法的前提下，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通过抗争最大限度保护委托人利益，并无不可。
“如果司法没有问题，程序没有漏洞，办案人员没有把柄在人手中，磕死也没用。”一位律师说。一些受访者表示，“死磕”有助于司法环境的净化，最终推进司法进步。
但也有人包括不少律师同行表达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所谓“死磕”是少数人哗众取宠，扩大自己影响的炒作之举。“我并不是一概反感‘死磕派律师’，一些既优秀又具有职业操守的律师，通过个案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对这些律师同行，一直心存敬意。但也有些律师，不尊重法律，一味占据道德高地绑架民意，以法治为名，行破坏法治之实。”
这种说法似有“诛心之论”之嫌，但少数“死磕派律师”做法，却为上述怀疑提供了注脚。比如，从判决结果看，部分案件相对理想，但这是否和“死磕”有关，却无从考究，却多被律师将功劳记在自己账上。广东一位律师归纳了“正常律师转向‘死磕派律师’之秘籍”，其中“秘籍之十”即“判决下来了，有罪！马上攻击司法黑暗，自己关键证据不予采信，一切往体制上引。无罪，则向全世界告知，是本律师死磕的成果，是本律师与强权司法抗争取得的胜利……一切功劳往身上拉，在博客上公布称是本律师办理的成功案例。随时向当事人炫耀一下，树个名声，提高代理费”。
这当然不是所有这类律师的做派，但也绝非杜撰。
令人不安的苗头
对于“死磕派律师”，笔者做了不短时间的观察，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
第一，关于微博发布。
用“随时随地”形容“死磕派律师”发微博的频率，或有些夸张，但这一群体确是最会利用舆论为自己造势的。这本身没什么不好，然而，一旦超越底线，效果恐怕并不美妙。
因为对庭审不满，律师在法庭上发微博直播庭审，曾引起不小争议，批评的声音不少。有支持者指出，虽然这种方式不宜提倡，但并无明确法律依据认定其违法；也有人认为，律师发微博和电视直播一样，也是司法公开的一种方式。关于这
个话题，笔者不想多说，只想说：电视直播传播的是各方观点，而律师微博一旦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结果可能就是误导公众。这样看，律师并非合适的“直播主体”。
“律师微博直播庭审”是否合适，尚可见仁见智，但有一些微博，却显然不合适。比如，有些案件尚在侦查阶段，案情尚需保密，但有律师却将一些证据发布在微博上；也有律师前脚从看守所出来后脚就把会见内容发在微博上。
还有律师通过微博批评他认为行为失当的司法官，有些甚至将被批评对象照片发在微博上。司法官行为失当，当然要批评甚至需要承受更严厉的后果，但通过微博披露是否合适，却须审慎思考。一些律师微博粉丝数万甚至数十万，其传播效果类似办一张报纸。如此大影响力，一旦个人判断出现偏差，其负面效应是巨大的，也是难以完全挽回的。
第二，委托人利益被置于何处。最大限度保护委托人利益，是辩护制度的核心。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是律师必须坚守的原则。
然而，在“死磕派律师”办理的案件中，出现过这种情况：被告人已经认罪，律师仍坚持作无罪辩护。对此，律师辩称，自己有和被告人作出不同判断进而独立辩护的权利。这里，我不想分析他是否拥有、是否应该拥有这种权利，至少从客观效果看，他的辩护做了“无用功”，本可能得到相对轻缓处罚的被告人，没有得到他期待中的结果。
在这一个案中，律师坚持无罪辩护是否因为要“死磕”到底，没有足够证据支撑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结论。但这是一个值得警觉的误区。一旦律师将自己看作“主角”，庭审现场成为其表演舞台，委托人利益被漠视就是可预见的事实。
第三，法律职业联盟的相互尊重。
尊重是相互的。有律师认为，是自己首先没有得到尊重，“死磕”不过是一种回应。这种说法或是事实，但即使是这样，“回应”的方式、“力度”仍应注意。给法官送红薯，将办案人员照片发在微博上“公示”，这样的方式只能火上浇油。一名法官在微博中对“死磕”表达了担心：“法官与律师的冲突不时见诸媒体，令人痛心！二者冲突的个案因素复杂，不能过于放大法官因素而排除个别律师行为的极端性。”
“死磕派律师”不仅和司法官有隔阂，和同行的隔阂也日渐拉大。同行认为他们在哗众取宠，而他们称对方为“勾兑派律师”。笔者无意评判产生隔阂哪一方的责任更大一些，但对法治建设来说，律师职业联盟甚至法律职业联盟撕裂，不是好消息。
最后，说一说“圈子”。
“圈子”存在于各行各业，不止律师行业有，更不止“死磕派律师”才有。通过“抱团取暖”形成合力推动法治，是“圈子”向社会传递的正能量，但“不问是非只看是否圈内人”，则是“圈子”普遍存在的问题，“死磕派律师”也未能“免俗”。某位圈内律师“受了委屈”，往往第一时间得到“同道人”的声援。如果他确实受到不公正对待，声援当然没有问题，但一些时候，事实尚不明晰，微博上已是群情激奋。
上面说了“死磕派律师”的一些问题，有些是事实，有些只是露出一些苗头。有些话说得或许有些重，请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吧。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实现“磕出一个法治中国”的梦想，几无可能。
媒体别被“牵着鼻子走”
除了微博，传统媒体也是“死磕派律师”的重要阵地。
如果确实存在司法不公，那么，向媒体提供线索的是“死磕派律师”还是别的律师，抑或其他主体，都不重要。但笔者注意到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部分媒体失去独立判断而被律师“牵着鼻子走”。
举两个例子，两则报道发在全国有影响的媒体。第一个，马某因涉嫌偷税罪被逮捕，报道援引他儿子的说法，称父亲被抓是因为曾多次发表博文，批评当地政府机关搬迁，“得罪了相关领导”。律师也持这种观点。另一件是某官员的案子，他本人涉嫌受贿罪，其妻子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因为妻子曾发过一篇涉及当地高官的帖子，律师由此有了新的思路，报道这样描述：“律师认为‘一开始就是满盘皆输的棋，只能不按规则下’……为此撰写了《紧急情况汇报暨法律意见书》，将案件与公民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相联系。”
我不敢说犯罪嫌疑人被追究一定和“因言获罪”无关，但至少从报道看，第一个事件中，将“获罪”和“因言”二者联系起来的，只是当事人的猜测，而在第二个事件中，当事人甚至连这种猜测都没有，这么说完全是律师的一种辩护策略。作为个体选择，家属这么想、律师这么做，没问题。普通的偷税案、虚报注册资本案，新闻价值不大，一旦和“因言获罪”联系起来，“价值”凸显。有些时候，“因言获罪”或许只是当事人和律师为了报道能发表而找的噱头。但猜测能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甚至主体吗？
“获罪”属于客观范畴，人们看得见；“因言”却不同，它属于人的主观范畴，而“人心”是最难捉摸的东西。将“获罪”和“因言”联系起来，仅有猜测是不够的。马某是不是有偷税行为？官员的妻子是不是虚报注册资本？这才是事件的核心问题，也应该是报道的方向。这些问题，当事方可以通过提供己方证据或反驳对方证据来说清楚。在这些问题说清楚之前，将报道方向转向可能只存在想象中的“因言获罪”，反而会混淆是非，影响公众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媒体对公众的误导。误导之下，对刑事犯罪的正常追究，会受到不必要的掣肘。一旦“猜测式辩护”步“揭露式辩护”后尘成为“死磕派律师”又一辩护方式则法治堪忧。
对于律师如何辩护，外界无法也不能去控制。但对于媒体而言，选择好报道内容和角度，用事实而不是猜测说话，却是可以也必须要做到的。
对媒体来说，“死磕派律师”是重要的新闻富矿。对他们提供的新闻线索，媒体应予重视，但报不报，从什么角度报，媒体必须作出独立判断。
编后：
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编辑部完全认可作者观点。但作为一家之言，本文对于正确认识“死磕派律师”，思考如何让他们在法治建设上释放更大正能量，却是有价值的。期待您来稿谈谈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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