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救助人不是侵权行为人，而是好心施救人；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2月22日，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初审。（2月25日《羊城晚报》）
终于，我们开始用法律来保护道德、挽救道德。
当年彭宇案以及后边数个类似的案例相继出来之后，就有人提议立法保护这些仗义施救的人。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彭宇案已经成了社会影响的一种负面标本。
影响最坏的并不是“反咬恩人”一口的那些人，或者那些行为。社会舆论有自己的选择，这种舆论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但它追求的总体方向是真善美，摒弃的还是假恶丑，“以怨报德”的个人行为终究掀不起什么大的浪花。
造成更大范围负面影响的恰恰是紧随其后的法律判决。这种判决几乎是向社会传达着这样一个事实：救人有危险，我辈当谨慎。社会大众可以接受和消化得了个别人的不当行为，但是却阻碍不住法律赋予这种不当行为的“正义性”。在这种并不能服众的正义性面前，一些传统美德开始崩塌。
现在出现的个别冷漠行为不能一概归咎于民众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如果不准确、不能够保护普通民众，那么普通民众只能用自我保护方式。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毒瘤。深圳的这个保护条例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或许，这也是在我们付出了惨痛教训之后，社会法律在这方面的一次及时调整。
这种调整，至少是对“扶老太太”行为的保驾护航。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无过错推定”普及到每一个城市和地方，让见义勇为不再有法律风险或道德遗憾。虽然这种“无过错推定”也有其不足和缺陷，比如可能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漏洞，但相比“有错推定”，这样的改变无疑会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
张军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