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时评：靠改革释放新型城镇化潜力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２日电（记者陈二厚、宋振远、吴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座谈会提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的趋势，中国发展必须立足内需，而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靠改革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放眼国内外发展大势，这一表述很有现实针对性。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约为５１％，与发达国家超过７０％的城镇化率相比明显较低。如果去掉２亿农民工，我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不到４０％。差距是压力，更是巨大的投资增长潜力。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再持续２０年才能达到７０％。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调查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可拉动基础设施投资１０万元，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１０００万人，可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１万亿元。

　　差距既是不足，更是广阔的消费增长空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约为３５％，只有欧美国家的一半，差距主要在城镇化水平低。１个市民消费水平相当于３个农民，如果我国农民未来消费水平提高到市民的６０％，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达到数万亿元。这显示，我国正处于消费潜力释放的历史拐点。

　　潜力是机遇，但不是现成饭，尤需通过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来挖掘。

　　挖掘城镇化的新空间，首先要直面“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体制缺陷。一些地方过分倚重“土地财政”收入，没从战略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待遇”问题。这一旧体制使城市占地和吸纳人口脱节，还在城镇内部造成新的二元结构，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释放城镇化的新空间，还要正视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失衡问题。美国城镇化率是工业化率的４倍多，巴西为３．２２倍，而我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基本持平；因为城镇化建设滞后，我国大量工业品在国内无法消费，形成畸高的对外依存度。

　　最大限度释放新型城镇化的内需空间，还需要改革的新思维、新路径。比如让农民工真正享受医疗、子女就学等城镇公共服务，就必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历史性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比如改革保障性住房制度，以法定形式明确将农民工列为供应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教训告诉我们，加快城镇化建设应防止“两个风险”。一是借拉动内需陷入新一轮“造城运动”；二是盲目追求“大城市化”，陷入病态公共治理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