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打造全国社会管理创新样板城市

    “力邦模式最大的启示和创新点，就是让农民工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有益探索，是党建引领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今年9月，在奉化市力邦社区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一番话振聋发聩。作为全国首个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性自治组织，奉化西坞街道力邦社区于2002年9月成立，经过多年摸索，力邦社区着力为外来人员打造温馨家园，探索出“区域化统筹、人性化服务、自治化管理”的外来人员管理模式，形成了居民、企业、社会、投资商和政府“五满意”的和谐共赢。

    和谐企业创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81890公共服务平台、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矛盾纠纷联合调解……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被中央和省委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以来，宁波举全市之力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成效明显。2月13日至16日，中央综治委调研组来甬调研时表示，宁波在涉及社会管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领域经验比较成熟，具有推广价值。

    “对网上炒作苗头第一时间发声，对网上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对网上不实信息第一时间澄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思想舆论的集散地、社会矛盾的放大器。如何规范网络社会管理，成为宁波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之义。宁波市《关于建立政府网上发言人制度的试行办法》规定，网上发言人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受理，7个工作日内回复；遇到突发事件在事发后4小时内上网发布信息。眼下，全市已建立市、县、乡三级网上发言人队伍，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服务”转变。

    网络发言人制度还向社区延伸。江东区社区干部们紧跟时尚进军网络，通过论坛与居民零距离沟通，将许多纠纷与矛盾及时化解在社区，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咪豆妈”。江东区72个社区都拥有了自己的“咪豆妈”，每天雷打不动地上社区论坛了解网络民情，及时为社区居民做好服务工作，获得了网民的一致好评。

    随着改革进程加快和利益格局调整，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以及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等引发的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2010年初，为了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宁海县整合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资源，建立多个专职人民调解室。如今，当地18个乡镇（街道）都建立了专职人民调解室，打出“老何说和”的统一品牌，聘请了25名专职“老娘舅”。至去年5月底，“老何说和”已成功调处邻里问题、土地纠纷等各类案件540余件，涉案金额450余万元。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老何说和’模式开了一个好头，是非常成功的实践。”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这样评价。

    今年8月，台风“海葵”席卷甬城，风雨中青年自发组织团队的活力和爱心分外耀眼。一个名叫宁波户外应急救援队的组织，在台风夜接送50多名路人，并不断将沿途看到的情况报告给应急办。类似宁波户外应急救援队的青年自组织，宁波有600多个，涵盖青年总人数3万余人。目前，在共青团组织、团的外围组织、团属青年组织等组织化形态逐步创新的同时，青年自组织这一“草根”力量正在拔节成长，用自己的方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又一崭新平台。

    随着宁波市政府不断创新服务和管理，和谐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向心力，市民自我管理热情高涨，各类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城管义工协会成立已经3年，从最初的114人，发展至今成员已逾3万人。“社会组织承担了大量市场不愿做、政府无力做的社会事务，贴近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成为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得力助手。”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许义平说。

    宁波市政府鼓励这一新型组织良性发展。民政局每年配置100万元，符合要求的社会组织可以申请扶持资金。这种购买服务机制，是宁波一大创新。目前，宁波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共有1.1万多个。这些组织犹如不断成长的健康细胞，填补社会运行中的各项服务管理的空白，让社会肌体健康发展。

    以上种种，仅仅是宁波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几个侧面。今年，宁波重点启动建设10个新项目，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培育、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应急管理、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城市交通疏堵保畅、社会治安防范、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心理干预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这些项目，全部属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宁波将基本完成中央、省委确定的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任务，率先形成具有宁波特色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