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局长”杨达才的落马似乎让人们对网络注入了新的热切期待。《学习时报》最近连续两期在头版刊发文章，提出“网络监督有助官德建设”，“要发挥网络的信息平台作用，驾驭网络”，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期待的表现。然而，公众所期待的，并不是网络变得无所不能，或者被高度重视，而是更直接地参与政治，更有效地参与反腐。正因为如此，作为当下一种最方便最真实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网络被公众和媒体寄予厚望才显得理所当然。
那么，“微笑局长”的落马是不是可以算作公众参与的胜利呢？公众参与这个概念起源于美国的基层民主实践，上个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并迅速被接受。近年来对公众参与的理论研究和各级政府的实践方兴未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众参与的实现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公众参与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国家有一整套完整的机制保障公众的意见得到表达和倾听；另一方面，公众有充分的自觉，并且有能力去影响和参加自己关心的公众事务。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众参与强调的是政府积极主动的姿态，开放、富有诚意地吸取公众的意见，与公众坦诚有效地沟通。反观“微笑局长”落马的整个过程，我们看到的，依然有政府有关部门的被动应战和遮遮掩掩的身影，当三峡大学大二学生刘艳峰启动政府信息公开程序，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时，陕西财政厅复函称“不属公开范畴”。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一事件中，像刘艳峰这样自觉运用法律知识以公民身份理性参与其中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都采取了围观、看热闹的态度，既没有深度参与，对事件本身的意义也没有充分的认知。因此，“微笑局长”的落马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社会意义大于制度意义。
然而，这一事件却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公众对于参与政治和参与反腐的强烈愿望，以及蕴藏在公众之中的巨大的正能量。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是这种正能量得以释放的最佳途径。（作者：何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