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广为传播，故事的意义到底如何？可能见仁见智。一般的理解就是，故事告诉我们要礼让谦和，你看人家当朝大宰相张英那样大度，那样谦让，美德流芳至今。曾有人作文总结“张英有四大可贵之处，在于带头传承中华民族里仁为美、礼让睦邻的美德；在于律己从严、待人宽厚；在于权重却不恃权、位高却能谦和礼让；在于不但以身作则、谦逊礼让，还善于用儒家的思想教育家人及其他身边人员，激励后人大度做人、秉礼处世”。总之，张英是“好干部”的表率。固然，张英宰相为所有干部“权不为己所用，身以德服天下”做了一回好的表率，值得肯定和学习，但这个故事本身是否仅有这点意义呢？我们不妨从故事本身再思之。
有限的资料表明：当年张英在朝为大官，其桐城老家的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吴氏（历史未载明其身份，一般多认为是经商或读书的平民）发生争执，吴氏不因张家是朝廷大官而主动后退，认定自己权利而寸土不让，双方于是聚讼不休，争执不下。张家人飞书北京，想请张英向当地县衙发句话搞定纠纷，但张宰相毕竟高瞻远瞩，思考问题与家人不同，回书一首打油诗“千里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接书后遂退让三尺，吴氏见张家先让三尺，也自动退让三尺，形成了传至今天的六尺巷。这个富有喜剧与哲理的故事，除了表明张宰相的可贵之处外，还有着更为丰富和宝贵的法治启示。
一是纷争在所难免。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和纠纷是难免的，关键是要有对待纠纷的理性态度。人是群居性的，又离不开“利益”二字，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总是难免的，即使贵如宰相之家，也要与平民打官司争地基。正如外国名言所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正因为人不是天使，纠纷和矛盾总难免要时时发生，不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但关键的是要有对待纠纷的正确态度，走极端，走歪路，都不是理性之表达。故事中，张家人首先失策，发生纠纷不是想到由司法途径按照程序解决问题，而是想利用手中权力改变天平的砝码，但好在张宰相为人明白，并未发生大众想象中的以权压法，以势凌人。吴家是据理力争，依法诉讼，也没有发生一哭二闹三上吊以及赴京告状等极端之举，而是在理性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
二是权利需要斗争。维护权利就不能惧怕强横和权力，要勇于为权利而斗争。不论当时不怕宰相的吴氏有何背景（历史并未记载其有何显赫背景），但确确实实的是，吴氏面对自己的权益可能被侵犯，不管对手是怎样强大和可怕，也敢于依法抗争到底。这种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权利本身是脆弱的，由于权利界限的不明，行使权利时的冲突以及一方有意无意的侵犯等原因，侵权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侵权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侵权行为的无原则容忍与退让。几百年前，西方法哲耶林大声疾呼“要为权利而斗争”，“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权利从放弃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他自身”，至今仍然是警醒我们的良言。
三是维权必须有度。维护权利必须依法进行，按照程序，拒绝缺失理性的无限纠缠。在故事中，吴张二家面对纠纷，也不是走极端，瞎纠缠，而是走相应的司法程序。在现代社会，更应树立法治观念，权利的维护必然与法治相联系，与程序相结合，即所谓走法治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决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决不能“无所不用其极”，而是需要理性态度，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如果法律本身不公正，则应先修改法律，也不是为一己之利而破坏法律。任何纠纷，都有发生之时，也应有结束之日，绝不是无限制的无限期的。结束的标准就是法律的判断，而不应是当事人个人的判断，因为如果都以个人感受为判断，则不可能达成一致，纠纷也就不会有结束之时。一断于法，是维权之度的所在。
四是合作才能和谐。“人家敬我一尺，我要敬人家一丈”，这是桐城的古语，反映的就是相互礼让、相互合作的态度与胸怀。宰相张家先行退让，立即得到对手吴家的积极响应，双方的合作铸就今天的美谈。合作是相互的，和谐也是相互的，单方有意无法合作，孤掌向空也不成鸣。如果人家敬你一尺，你却无动于衷，反自以为是心安理得,甚至还要嫌人家敬得不够,就缺乏必要的谦让与合作，社会的和谐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相互合作的基础在于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提防，相互诚信而不是相互奸诈。无论贫穷还是富贵，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敌视，才是整个社会的福音。
正是从以上角度分析，六尺巷中的平民吴氏相比“大干部”张英，更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他的维权意识、理性精神和合作态度，才铸就了今天美名传扬的六尺巷。虽然过去了几百年，他，依然不失为我们当今公民社会的一个样榜。
（作者：吴金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