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玉娟
在“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的消息进入公众视野仅6天、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仅3天后，即传来了唐慧获释的消息。像此前的一些公共事件一样，唐慧被劳教事件也沿袭了“事件曝光—舆论关注—上级重视—快速解决”的路径。有人称此为“媒治”，因为媒体(包括纸媒、网媒和自媒体)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没有网络这一平台，事件会是什么结果?然而，“媒治”的胜利却让人难言轻松，因为仅靠“媒治”并不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唐慧“获救”了，不知究竟还有多少个“唐慧”仍蒙受着不白之冤?
唐慧获释了，但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句号。舆论对由此事所引发的一些社会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比如社会救助体系、组织化维权以及劳动教养制度。部分网民甚至希冀通过“唐慧案”将劳教制度废除，一如当年的“孙志刚模式”。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期望对唐慧这样的个体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唐慧案能够成为传递法治理念、推动法治进程的一个新契机。
唐慧之后，湖南湘潭鱼贩王培军成为舆论的又一个关切对象。王培军扶起并非自己撞倒的老人并为其支付医药费后，却遭遇了连环索赔甚至夺命恐吓，无力应对的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王培军或许是想以死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或许只是在逃避，但无论如何，他的死换来了全社会对多个问题的反思。
对比同期发生的“上海街头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引老外大骂”事件，有网友提出了质问:“做好人扶起来，结果遭到恶意敲诈，或许还会惹一身官司;做自私人不扶，又会被说没爱心、没良心，惹一身责骂。我想请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我们又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教他们扶还是不扶?”
曾参与事件调解的派出所也受到了多方质疑。据称王培军与对方约定的“一次性”解决方案得到了派出所副所长的签字，但当“受害方”单方面撕毁协议时，派出所的调解功能却停摆了;当民事纠纷演变为暴力恐吓时，派出所的治安管理功能同样缺位。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与唐慧案一样，王培军的悲剧也暴露出了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席。媒体报道中提到，“唐慧一上车就哭了，说舍不得给她帮助的朋友，害怕回去后，再次孤立无依”。这话看得人心酸。如何让唐慧不再感到孤立无依，如何让王培军不再感到走投无路，如何让像他们一样的求助无门者都能拥有一条切实可行的救济渠道，是两起事件留给社会的重大课题。
(作者单位: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