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软实力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那些是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战略层面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二是理论层面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是实践层面如何提高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一)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高文化软实力
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多年来一直极富魅力，令人关注。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有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今持续不断的文化热、国学热，一直影响至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比如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文化是上游，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比如说文化立国、文化强国、文化兴国，文化复兴等等。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变化、变革、变动，面对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面对国内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的坚定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如何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标识和文化密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今天我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越来越充分了，在海外建立的两百多所“孔子学院”和不断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就是证明。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应当特别关注：一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提升。既要看到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又要看到没有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也将受到很大限制。二是软实力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关系。孔子、儒学，当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重要内容，但是千万不能把传统文化和软实力划等号，而是要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如果只是文化的“啃老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就是说，从文化软实力的外部看，要强调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从文化软实力的内部看，要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决不能偏废。
(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概念也有关联，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再比如军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多次论及。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在这一方面，他运用的很自如，已近随心所欲。1945年3月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不是讲马恩列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溶化在血液中”。在上面这段话后，毛泽东还强调：国民党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2](p389)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在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我们总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讲社会主义文化时，我们又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套路。其实，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成两截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可一些人精神却变的空虚了，特别是庸俗、低俗、媚俗成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与关注。
当前的问题一是功利化，一是低俗化。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惟利是图，因为追逐暴利，见利忘义，于是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底线。
当下功利化的问题相当突出，教育、医疗、文化产业化了，现在考古商业化(曹操墓)，寺庙商业化(少林寺上市)，旅游商业化(哈利努亚山)，最搞笑最无奈的是孔子彩票(所谓文化褡台，经济唱戏的绝妙注解，以文化为名，行赚钱之实)。而功利化和低俗化结合，则使问题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最典型的例证有两个：一个是近来议论纷纷的争枪“西门庆故里”。这些年抢名人之风愈演愈烈，比如李白、赵云、曹雪芹、西施、老子故里等等，名人故里争夺战，说到底是商业驱动，本质上是利益之争。但是抢“西门庆故里”，这就不仅仅是利益之争，它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不顾是非、不管美丑，不分善恶的程度，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冲击。再一个就是不久前遭到广泛批评和诟病的“电视相亲节目”，宝马车、富二代成为主题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赤裸裸的呈现在荧屏上，成为一些人的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反而边缘化了。这种靠“出位”靠“雷人”哗众取宠，靠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来吸引眼球的做法，再也不能任其泛滥，非下大力气加以根本扭转不可。否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谈。
知行合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说和做、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哲学史上有知易行难和有知难行易的争论，我觉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说，知难行亦难，知行合一最难。知固然重要，但行更重要，行胜于言。特别是面对相当浮躁、十分功利的社会现实，让我们都来身体力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者。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郭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