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律己的自省精神
武则天为大周天子后曾亲撰《臣轨》一书，在其《廉洁章》中，强调清廉之德是为官首要的操守，司法官员自当如此。即所谓：“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又说：“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她在文中清楚表明，清廉操守对正确行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极为重要性。
此外，据《明史·曹端传》载，明朝循吏曹端总结自己一生行政与司法经验，得出的警世名言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他看来，惟有秉持廉洁的道德操守，才能震慑贪吏，赢得民心，公正平允地处理好行政与司法事务。
清代被康熙帝封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曾亲撰《亲民官自省六戒》，其中把廉洁拒贿视为重要的一戒，他认为廉洁是为官的基本操守，受贿则“一文不值”。他告诫自己在内的所有司法官员说：“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于成龙在这里不仅讲明清廉司法的重要性，也阐明了贪腐受贿其后果的严重性，从而引申出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正确有效地行使司法权的道理。
慎重狱的恤刑精神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慎刑之德一直受到推崇。
清代是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执法与司法官员，总结历代特别是本朝的经验，深刻指出遵行慎刑之德的极端重要性。例如乾隆年间的河南巡抚尹会一曾在《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中说：“凡问刑衙门自应虚衷研讯，惟明惟允，庶几狱成而孚乃。若以刻深为明察，以严厉为才能，任意残虐，罔恤民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据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间，生死攸关，更宜详慎”。所以，“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心平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他认为惟有秉承慎刑之德，才有可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司法事务，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熊宏备在其《居官格言》中指出，违北慎刑之德，为谋利而滥施酷刑就会造成“一人入狱，中人之产立破；一受重刑，终身之苦莫赎”的悲惨后果，从而告诫各级司法官员用刑不能不遵从慎刑之德的深刻道理。
调处息讼的和谐精神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司法文化，非常注重推广和睦宗族、家庭，亲善邻里的乡间自治的理念，并主张从这一理念出发，强调所在各地乃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首先采用调处与和息的方术，化解基层社会的争端，以利于社会的稳定。
《论语·颜渊》中记载孔子对运用调处息讼方术的看法，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从而表明他对此支持拥护的态度。
另外，各代多将受理讼案的多少作为官吏政绩考核的标准，故各级州县官员必先采取“调处息讼”的方术，解决本地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案件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对此，清代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记述得比较详尽。例如清道光年间徐栋编辑的二十三卷《牧令书》中说：“乡党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是以在民所处（进行调处和息），较在官所断为更公允矣。”
另外，在宗法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凡宗族内部的民事纠纷或轻微的刑事纠纷，必先经由族长、族众的调处。凡族员违背调处的规定，擅自告官者，都要受到家法族规的惩处。值得指出的是，清朝康熙皇帝为稳定基层社会，加强其管理，在其《圣谕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和乡党以息争讼”的条文，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调处息讼方术，以及它在协调宗族与家庭乃至乡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顺天府宝坻县所存道光元年至三十年（1821—1850年）22件完整的户婚田土案件的原始档案中，按调处息讼之术处理的为11件之多，已占据半壁江山，不能不说其在当时诉讼纠纷的解决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