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常规的出行方式,眼下却成了很多北京市民的心病:2011年一项对北京打车情况的调查显示,81%的人遇到过打不到车的情况,特别是早晚高峰 “一车难求”。高峰期城市交通拥堵严重,出车效率低,很多司机处于成本的考虑,避开交通拥堵时间段拉活。【详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高峰期在马路上跑的出租车突然变少了,而即使是这些路上跑的出租车也经常有挑活、拒载的情况。采访中许多乘客和出租司机对于拒载都表示已经司空见惯。一些市民调侃说“现在打车都不好意思说要去哪,得问‘师傅您去哪’。”【详细】
由于高峰时段打车难,很多乘客不得不选择黑车。但是一些正规出租车也变“黑”,漫天要价。记者在北京西站乘坐一辆正规出租车前往王府井,只有2.9公里路程。正常打表只需要十几块钱,而这位司机开口就要80元高价。【详细】
早晚高峰乘客打不到出租车与出租车总量并无直接关系,一旦道路不通,再多的空车也到不了需要它们的地方。乘客面对上下班打不到车的情况,往往抱怨“车不够”,但解决这类“打车难”问题,增加车辆反而会给道路再“添堵”,“开源”并非好方法,对车辆“节流”或加强交通管理似乎才能除掉打车难的病根。【详细】
最初北京选择“政府—公司—司机”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因为大公司可减少政府监管环节,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但在这种模式下,司机与公司在收入分配的博弈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由于油钱上涨,处于强势地位的出租车公司不愿意降低份儿钱,司机收入进一步减少,份儿钱的矛盾就从拒载、高峰交接等方面表现出来。【详细】
近年来,城市规模、人口出行量攀升,出租车供需关系存在剪刀差。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所主任翟校义表示,“人口爆炸性增长使得公共资源紧张,超过城市承受能力,出租车作为公共资源,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这是造成打车难的根本原因。”【详细】
王师傅开的是单班车,他告诉记者,自己每月要向公司上交5000多元“份子钱”,而车辆的维修、日常损耗都是自己掏腰包。收取司机高昂的“份子钱”,造成了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出租车行业真正的经营者、生产者、劳动者即司机们所得甚少、负担沉重,这也使得出租车司机在工作积极性和服务态度上大打折扣。”【详细】
长期的垄断经营让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政府有必要下决心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把出租车行业的管理重心从控制准入到转向运营管理,管车辆的技术、标准等方面,通过有调控的充分市场竞争带来出租车运营的供需平衡。具体而言,就是允许个体司机直接开业、纳税、购买保险、直接接受交管部门和消费者的监督。【详细】
尽管这几年公共交通线网规模不断扩大,地铁、轻轨、快速公交系统等不同公交服务方式不断出现,但与其他发达国家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等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乘车环境差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发展城市公交网、加大公交出行吸引力、减少城市拥堵也是环节打车难问题的重要方式。【详细】
对政府管理部门而言,应该依据行业平均利润率对“份子钱”做出一定的规定;对出租车公司而言,也应该依据市场、油价、利润、司机诉求等情况对“份子钱”进行灵活调整,对不合理的“份子钱”进行下调,为出租车司机提供应有的服务,每月规定合理的休假,休假日不收“份子钱”,保障出租车司机的劳动权益。【详细】
破解“打车难”本身并不难,难的是相关部门能够正视问题,重视问题,切实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目前而言,国际、国内可借鉴的方法和模式都不少,有些措施相关部门拿来就能用。作为政府,除了借助“看不见的手”寻找遵循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外,还应充分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提高通行效率,从而破解“打车难”。【详细】
打车难也关系到政府部门的利益问题,须拿出更多真金白银用于公共交通上。为什么这么多群众反映打车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坐公交不容易、不方便。面对群众“打车难”的质疑,管理者不能总是呆在温暖的办公室里思考对策,还应该走上街头,拦几辆出租车、等几趟公交车,听听老百姓的心里话,让治理“打车难”接地气、汇民智。【详细】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