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国庆，是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参加工作已经有36个年头了。我现在主管的庭室之一是河北区法院民四庭，民四庭的职能之一是诉前调解。说起这三十多年来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变化，想说的还真是挺多的。
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强调的是就地审判，开庭基本不在法院，而是在当事人的所在地。比如审理离婚案件，一般会在当事人住所地的居委会开庭，并且当时强调调解结案。为了提升调解效果，会向当事人工作单位工会和居委会等发出庭审邀请书，请他们出庭参与调解。当时，每月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地审判和调解解决的案件数量都是汇报重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调解的重视。
以前巡回法庭在拆迁现场就地审判
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路上的积水很深，出行十分困难。但是那个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无法联系到当事人，也不知道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当事人会不会去居委会出庭，所以也只能按照约定先去到居委会。其实涉及到老百姓的矛盾，很多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判决确实可以一判了之，但调解往往比判决能更有利于修复人际关系。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深入开展，法律的权威与中立成为追求，审判方式也要求改变，“坐堂问案”成为趋势和主流，法官不再走出去，而是变当事人来法院参加诉讼。当时同时被弱化的还有调解，因为，当时改革的聚焦点之一是程序公正，而调解这种方式看似不太像“正规程序”。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过于强调调解结案而造成的久调不判情形的一再发生，出于提升司法效率的考虑，调解被人民法院一度“冷落”。但在长期的实践中，“重判轻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
如今法院干警引导当事人运用在线法院进行线上调解
后来，调解这种符合国情和群众实际的方式又重新被重视起来。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出台文件对调解进行规范，使调解这种原本被认为不那么“程序性”的“民间”方式有了“官方认证”的合法性。
现在，河北区法院针对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等多发纠纷，与交管局、区妇联等行政机关合作，加强诉调对接平台的建设，促进纠纷调解的专业化；与司法局合作成立的诉前调解中心，由人民调解员常驻，负责日常诉前调解；今年还开展了在线调解工作，当事人运用手机就可以把矛盾解决。
为延伸人民法院司法职能，我院在2009年的时候，搭上了河北区各街道建立居民服务大厅的“顺风车”，在服务大厅开辟了专门的办公场所，派驻法官为群众提供民事纠纷调解和法律咨询等服务，让法官走进社区、走进群众开展服务成为常事，有力推进了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
今天的这种走出去是对当年就地审判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创新，因为如今的走出去是人民法院主动作为的结果，形式还是当年的形式，可是意义却大为不同。其实，调解这种方式中国自古就有，从古代乡贤调解乡里纠纷，到近现代的马锡五式审判，再到现在多元化调解格局的形成，这是中国传统智慧一以贯之的传承。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新时代，不避讳地说，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杂，调解这种源于群众又深入群众的传统司法理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以更加多元、规范的形式重新焕发着它的魅力、发挥着它的价值。(张国庆/口述 高怡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