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留守在格林维尔营区的中国防暴队后勤官马義超这几天一直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因为他发出去请求联利团后勤支持部下属货船“卡特琳娜号”过来协助海运的申请迟迟得不到回复,日子每过一天,他的心就越焦急一天。
打电话过去询问,联利团后勤支持部回答说,当前正是各支队伍的裁撤期,驻守哈珀的尼日利亚维和军警部队、驻守绥德鲁的印度、尼泊尔军警部队,大大小小十余支队伍,谁不需要装载海运物资呢?中国防暴队按照申请期限,至少要等到一个多月后。
这把马義超急出了肝火。一个多月?他可以等,新营地不能等啊,那边的同志们还盼着格林维尔的物资过去装建起来呢!
马義超拿不准主意就去找王侣仁队长,王侣仁队长没有办法也只能向在蒙罗维亚的徐晓伟报告。徐晓伟一听,这还了得?两人一商量,决定分头行动。徐晓伟这边去找辛茨总警监汇报,王侣仁找格林维尔分部的查尔斯先生协调。
辛茨总警监因为上次外交部大楼定点驻守的事情,对徐晓伟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中国防暴队的出色表现受到了瑟利夫总统的高度赞赏,这在历支防暴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他长了脸;恨的是徐晓伟也是唯一敢顶撞他的防暴队领导,这让他心里一直存在芥蒂。这次徐晓伟过来,要求他出面协调“卡特琳娜号”货船的船期,他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那是后勤支持部的事情,我这里是警察部门,跨部门的协调非常难办,况且作为高层我出面帮你们也不妥当,到时候我怎么向其他国家的防暴队交代?”
徐晓伟这次过来已经轻车熟路,几个月的维和战地经历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对辛茨总警监说:“总警监阁下,我有充足的理由。第一,其他防暴队是因为裁撤才用海运方式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维和任务已经结束了,早点走与晚点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中国防暴队不同,我们是因为换防蒙罗维亚才需要进行搬迁,联利团给我们营建的期限是到6月底,之后马上就要承担蒙罗维亚勤务了。如果因为格林维尔的物资不到位导致营房不能正常交付使用,我们同样有理由拒绝出勤。第二,联利团的哈珀和绥德鲁分部不在本次裁撤的范围内,那边的分部还可以提供军警部队的食宿。但是格林维尔分部是要裁撤的,这是联合国决议书上的要求,如果中国防暴队不能按期裁撤,意味着格林维尔分部也不能裁撤,因为他们同时也要保障我们的食宿。总警监阁下,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会导致一个后果,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违抗联合国总部的命令决议。假如被投诉,影响的是整个联利团和总警监阁下的颜面啊!对于中国防暴队这么一支小小的队伍来说,这棍子应该打不到我们的屁股上吧?您说呢?最后,中国防暴队还受领着蒙罗维亚的武装巡逻任务,其中就有总警监您在这里的住所。听说最近蒙罗维亚不大太平,如果我们能把营建建设好,早点把精力投入到巡逻中,巡逻的时候就能顾及到总警监您的安全了,这是双赢的局面。以上的提议纯属我个人的想法,还请总警监阁下深思熟虑为盼!”
徐晓伟的提议针针见血,软硬兼施,辛茨总警监一时之间倒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他深深地望着眼前的这位中国人,心里在想:“天哪!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度,仅仅一支防暴队的政委就如此难对付?”并暗自庆幸与徐晓伟是友非敌。
不管如何,对于徐晓伟的提议,辛茨总警监还是接纳了。有了他出面协调,后勤支持部的官员明显态度好了很多,答应会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中国防暴队的船期。
格林维尔这边,查尔斯先生也一直为中国防暴队在努力,很快,就接收到了“卡特琳娜号”船方发来的装船通知。
好不容易解决掉船期难题,马義超要做的就是把物资押运上船。后续部队过来后,格林维尔指挥中心值班紧张的情况稍有缓解,李小飞不再每天通宵值班,而是改由李小飞、马義超、王相伟、高强、孔玮良5人轮流夜班。恰好这天马義超通宵值班后,本以为交班结束就可以补休,却接到“卡特琳娜号”船长的来电,要求中国防暴队马上装运物资到码头上船。由于马義超一直以来都是与“卡特琳娜号”船长单线联系,所以“卡特琳娜号”船长拒绝了马義超提出的换个人押运的要求,必须由他亲自过来并签字。无奈之下,马義超简单洗了把脸就带着车队出发了。
在徐晓伟前期走访绥德鲁中国解放军工兵营后,中国的维和部队给予了极大支持,派出了吊车、重型卡车等运输工具过来,很顺利地把海运物资运输到了码头。集装箱的上船很顺利,到了车辆的时候出了意外。
前面说过,为了保障第一次陆运的顺利进行,防暴队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把最好用的车子和最好用的零配件都放在了陆运上,车队运抵蒙罗维亚后,最好的车辆留在蒙罗维亚供大本营使用。如此一来,格林维尔营区剩下的无一不是“老弱病残”、“歪瓜裂枣”,几乎没有一辆是完整的。所以这些车辆准备上船的时候,好几辆突然熄火了,卡在了码头与船的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马義超没有办法,只能向营区求助。
接到马義超的求助电话后,二分队分队长谭家海马上率领李宗先、王佳浩、钱仁建、王艺华、周瑜、王翔等“老司机”赶过去,对故障车进行抢修。
格林维尔码头周边一片荒凉,连颗树都没有,正午的阳关把地上烤得发烫。一夜没睡的马義超又累又饿又困,想躺在车里休息一会,没想到车里也是酷热无比,连座位都晒得发烫。无奈,马義超只能用手挡着太阳协助“老司机”修车。
抢修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眼看完不成任务了,大家才无奈撤回营区。
不凑巧的是,第二天联利团的装备核查官要过来进行检查,整个格林维尔分队里,还是马義超是唯一的对接人。从码头回来后,马義超洗了个澡,不得已强打精神开始写汇报材料和制作PPT,这一家伙累活干下来,抬头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5点,看来是睡不了觉了。
第二天上午,联利团的装备核查官过来检查后,马義超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继续装运海运物资。等晚上“卡特琳娜号”驶出格林维尔码头后,马義超才一屁股瘫在车上。车子没开出码头门口,马義超已经呼噜声震天响了。
类似于这种联利团部门之间扯皮推诿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多都是中国防暴队的领导到处去求人帮忙。次数多了,也就开始烦了。
4月份,按照中国防暴队的裁撤计划,15名格林维尔的队员将乘坐飞机飞往蒙罗维亚。大概是联利团的职员粗心大意,没有把中国防暴队的队员列入当天的乘坐名单上,当15名队员在格林维尔机场苦苦等待一天后才发现,飞机竟然是满员的!怀着满肚子的委屈,队员们回到了营区。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侣仁怒了,徐晓伟怒了。王侣仁当即写了一封投诉信发到联利团总部,徐晓伟也亲自过去讨回公道。
刚开始的时候联利团的职员并不把王侣仁的投诉信当一回事,更不把徐晓伟的来访放在眼里。在联利团的白人职员眼里,似乎他们永远高人一等,黄色人种、棕色人种、黑色人种都不配与他们相提并论。所以每次中国防暴队到联利团办事都特别难办,各种刁钻、各种为难、各种推辞、各种迟延。以前为了大局着想,一般都是忍气吞声。可是这次徐晓伟觉得绝不能再忍了,百年前“东亚病夫”的蔑视现在像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他似乎听到了心脏即将爆炸的声音。
可是这个时候绝不是恶语相向的时候,要挣回尊严,不必像泼妇骂街,西方人喜欢讲规矩,徐晓伟就来跟他们理论理论。
徐晓伟问:“为什么出现差错?”
白人职员一脸不屑:“这是常有的事,工作多了难免会出现误差。”
徐晓伟:“明知道出现误差,为什么不通报我们?”
白人职员:“忘记了!”
徐晓伟:“你们忘记了不要紧,我是记得的。在长达一天的时间里,后勤支持部这么多人,居然能忘记这么一件简单的小事,我觉得不是你们的记忆力有问题,就是你们的体制上有问题。如果是我在指挥作战,你们忘记要通知我去攻击或者防御,等我们失败了,你还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声忘记了吗?像你们这样健忘的人是与这个职位不相匹配的,我会以防暴队的名义,或者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联合国建议换人的。我相信你能取得这个职位不容易吧?”
徐晓伟这么说是有底气的。联合国不是一个政府组织,它的雇员大部分是从全球聘请过来的,所以能聘请也能辞退。倘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施压,联合国绝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职员疏远了与大国间的关系。而一旦被联合国辞退,以后想再次进入工作就很困难了,甚至在自己的国家日子也不会好过,毕竟这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事件的本身在于联利团职员的错误,所以心里有愧,无非是依仗着白人所谓的那点自尊而不愿意承认而已。现在老底被徐晓伟揭穿,白人职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愣是没办法想出反驳的语言。
徐晓伟说完后没有吭声,而是用眼光直直的盯着这位职员。过了好一会,白人职员终于顶不住压力,压低声音说:“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徐晓伟说:“道歉!这是基本的礼节礼貌,我想你应该懂的吧?”
白人职员迟疑了好一会,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对徐晓伟说:“对不起,中国指挥官,是我们的失误导致了这次飞行延误,我代表后勤支持部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徐晓伟并没有接受他的口头道歉,而是义正辞严地说:“对不起,我想我没有跟你解释清楚,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头上的道歉,而是正式的、书面的道歉!”
白人职员抬起头,满脸大汗,目瞪口呆地看着徐晓伟。
当天,联利团的致歉信就发到了格林威尔中国防暴队的指挥中心。总部向下属单位置信道歉,这在联利团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次的交锋,不仅显示出了中国防暴队大国自信能力,也开始让中国防暴队的各级指挥官在外联协调上开始挺直了腰杆,在联利团内发出了响亮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