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管住一支疫苗？这是2018年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考验。
什么样的法律是有用的法律？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说起。
1934年，被当时学术界誉为“迄今为止最精湛”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已经实施了5年。十几年后，费孝通写就一部短著《乡土中国》。在这本书中，他通过社会调查，列举过一个案例：面对奸夫淫妇，丈夫去殴打了奸夫，奸夫起诉丈夫，丈夫被中华民国某地方法院的某基层“推事”（审判员），依法判决赔偿奸夫医疗费。彼时，民众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法律：“自古奸夫淫妇人人得而诛之，即便在大清也没有打了奸夫还要赔钱的事情！”于是当地民众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法律乃是助纣为虐。”
而今日，与疫苗有关的法律和判决，似乎面对着同样的质疑。
《中华民国民法》的主要缔造者史尚宽，年纪比毛泽东主席小五岁。他15岁出国学习法律直至29岁学成归来。毫无社会治理经验的史先生，与众人从儒学经典教义中萃取了一些基本原则，借鉴德国法的精密体系，吸收寰宇诸国的先进民法制度，锻造了一部散发着慈母般光辉的系统民法典。然而，在国民识字率远不如大清的民国时代，精英们缔造的上层建筑的美丽神话，最终化为了时代的泡影。
是制度不够精密？是史公尚宽先生水平不够？还是民国各级法院推事们枉法裁判？似乎都不是。
同样是1934年，面对生死存亡的极端考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长征。彼时，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再到苏维埃的瑞金一路都在探索、都在追问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毛泽东，并不相信天上掉下来的真理，更不相信一个没有社会根基的律法会对国家治理产生积极的意义。
于是，就在国民党的上流阶层醉心于德国法、日本法，以求再造民国的时候，另一群人，他们踏遍了中国的千山万水，透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局势，作出一些国家治理的青涩的尝试，并逐步在实践中萌发、成长。
当民国的官僚在德国血统的法律中寻找法律逻辑时，还是这群人在山村、在角落、在大雨滂沱、冰天雪地中，制定了这样的一些制度：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些制度看似没有德国法的理性与逻辑，但是这些文字的背后，却蕴藏着治理中国的密码。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正是牢牢掌握了这些密码，长征的15年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雷霆出击、直接有效、立竿见影，这些从历史中总结出的治理经验，应该再次走到前台，以雷霆万钧之势解决此次的疫苗问题，给民众一个确定的答案。
为什么不立法？
而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如何立法说起。
立法对国家而言，是部分公务员的一项工作。如果说这样说还是过于抽象，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人在深夜坐地铁回家后，拿出自己孩子的疫苗注射本，发现自己儿子的百白破，就是来自问题厂家长春长生。第二天，年轻人迅速联系自己的朋友咨询是否需要补种疫苗，但是朋友们也在等待卫生部门权威的答案。
此时，他可能接到紧急任务，要求对刑法、药品管理法中劣药问题的处罚标准进行调研。年轻人迅速打开电脑，搜集资料，撰写规划，展开调研，并且搜集国外立法经验，梳理出了一篇万字长文，对如何修订法律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论证会时，专家们可能会强调，死刑必须严格限制，只有生产劣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死刑，目前仅仅是注射疫苗没有出现不良反应，不能草率。而且，即便因注射疫苗出现不良反应，在未经司法鉴定明确是因注射劣质疫苗导致的的损害后果，亦不能适用死刑。专家还可能特别强调：什么是严重后果，刑法必须明确，不能在执行中肆意解释，否则就违背罪刑法定的基本法治原则。
年轻人自己也可能认为，专家的说法从法理上非常有据。可是，这种道理，有时候会败给情绪。因为旁观者会误认为：“那是因为专家的孩子打的是外国疫苗，站着说话不腰疼？”然而实际上，专家的孙子很可能和公众一样都是在社区注射的疫苗……
立法的民主化应该以什么标准为限度？这个问题，本身值得深入探讨。但是如果任由个体的自由意志无限制发泄，难道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需要一个字：“杀”？所以，不是对热点问题没有立法，也不是国家不懂立法，只是立法的结果要求得10多亿人的一致认可，要照顾到所有未知的突发情况，难！
司法在做什么？
在一些热点问题上，部分公众认为，司法存在缺位，而司法机关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从媒体对旧案的监督说起。
那一年，山东的一个年轻法官承办了一起涉疫苗的案件，当时他还没有结婚。但自己亲戚的孩子注射了问题疫苗，唯一庆幸的是没有出现不良反应。合议庭的其他两位法官，一个刚结婚还没要孩子，一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大家异口同声斥责造假的无良，但是在法律被修改或废止之前，必须要按照现行法律作出判决，与疫苗的质量一样，这也是司法的底线。
但是多年后，如果很多人挖出这个判决，对已经渐入中年的法官发起舆论风暴。彼时，这个法官再度陷入深思。到底是谁错了？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做对过什么？
即便用今天的司法理念，衡量仅仅在10年前十分正确、十分规范的司法行为，都会得出许多完全不同的答案。
国家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道路，在谈高铁、飞机、中国制造时，人们往往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一旦涉及司法，媒体与民众对这句话往往会选择性过滤与遗忘，用今天无比正确的司法理念，去追问20年前按照当时的司法政策办案的法官到底做错了什么。然而，今天的中国又绝对不能否定舆论监督的意义。从聂树斌案到呼格吉勒图案，都有舆论监督持续发力的助力。
要求得媒体与公众对司法的完全理解？难。在涉及疫苗问题的案件上，更难。好在，疫苗案进展到现在，案件的承办人是“利剑在手，大可雷霆出击”。
国家做了什么？
很少人会认真思考，国家作为一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国家系统如何立法、执法、行政。习惯了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视角的媒体，在审视法律与国家这个系统时，却往往会忽视时间这个重要维度。
繁忙的长安街，车水马龙的背影中，立法机关的格子间里，那些为国家正常运转而日夜奔忙的年轻人，在下班后乘着地铁回家时，他们一天审阅的法律条文，或许比一整车地铁人的数量还要多。而这一点，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巨变沧桑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纠葛、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如何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当代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那一年，延安窑洞中，毛泽东透过眼底敏锐的光芒洞察世事提笔写下的一篇篇文字，短时期即可传遍神州，作为法律严格遵照执行。而今天，一部法律的诞生或修改，需要规划、调研、征求意见、起草、论证、表决通过、颁布、实施、解释、再修改等等一系列繁复的过程。其中争议之激烈、论证之充分、考虑问题之周全，非亲历者，根本难以理解。
所以，当媒体报道和评论者谈及：国家为什么不加强立法时，和许多人的内心一样，笔者也觉得百感交集。
疫苗问题，我们不是没有立法，也不是没有监管，但在一些环节还是没有完全管住。根本而言，许多问题的发生，与人获利的欲望有关。孩子无辜，但是社会也很现实。
所以，从疾病丛生的旧中国到送走瘟神、消灭天花、基本绝除脊髓灰质炎的伟大卫生斗争，靠的是今天这个国家。从不知疫苗为何物到公款开支为儿童接种疫苗，靠的也是国家。从免费为公众接种疫苗到接种绝对安全可靠的疫苗，终究也还是要靠国家。
国家行动，是穿云破雾解决许多历史难题的唯一出路。所以，我们应该给国家多一些耐心。
出路在哪里？
治理疫苗问题到底是法律可靠还是人可靠？
这个问题，我不敢轻易回答。
孟子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958年，刘少奇同志讲：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很多法律学人认为这句话不符合法治精神，但其实孟子与刘少奇的话都告诉我们一个真谛：任何法律的执行，如果靠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去实施，再精密的法律，都会失去效能，走向制度设计的反面。所以，习总书记说：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
到底怎么做？或许从毛泽东为一群青年学生的题词中，我们隐约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解决。”
当然，这是长远。而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机器要行动起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彻底解决此次疫苗事件造成的严重问题。
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大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全面依法治国依然在路上。而“在路上”的意思，就是仍不健全，所以用特事特办的方法，处置法治发展中的特殊问题与极端个案，并最终实现法治体系的最终完善，应该是法治中国发展中的现实路径。
就像1952年，在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时，我们并没制定有《刑法》，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贪污问题又必须要解决。所以枪声响过后，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作者：唐兴华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