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还在派出所工作时，参与侦办过一起偷糖的案子，那是我从警生涯的第一起案子。
有一天中午正要去吃饭，领导通知我，要我立即跟黄科长去办一起盗窃案。案情大概是：一名装卸工人在船上卸糖的时候用自己的饭盒装了一饭盒红糖，下船时被查获。我们到了现场，询问、录口供。那盒红糖就摆在那里，行窃者供认不讳。过了一天，我又跟黄科长拿了一张拘留证去到行窃者所在的装卸队，在他们开全体大会的时候宣布对行窃者进行行政拘留。行窃者就坐在工人们中间，一宣布完，黄科长上前很利落地给他上了手铐。那一时刻，我清楚地看见行窃者惊讶、无助、不知所措的眼神。我带着他往外走的时候，他突然扭转头带着哭腔地冲后面的人群喊：“跟俺娘说一声！”
在送往拘留所的吉普车上，他“呜呜”地哭着，极度沮丧。可能在担心，他娘没有看见他下班回家会怎样难过。那一刻，对这样一个“违法犯罪分子”，我不知该痛恨还是同情。又过了几天，我跟黄科长去拘留所提他，队里要开他的批斗会。他从监所里出来，到了门口见了民警就一个标准的立正，腰板笔直，声音洪亮：“报告！”跟几天前进去时完全像换了个人。
我们把他带到车上，他也显得轻松开朗了许多，全然不见痛苦和沮丧。一个人，当他改变不了现实的时候，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示人软弱，可能会更加软弱；示人坚强，可能会更加坚强。那之后不久，我去了机关工作，与“犯罪分子”直接面对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了。
40多年过去了，我从没有忘记那起窃糖案件，时常会想：如果在正常的时代环境下，案子的结果又将会是怎样？
（李良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