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老师面带微笑地发问:你们知道和购物有关的法律有哪些吗?这个问题没有难倒台下十三四岁的学生们，很快有人大声回答:消费者保护法——虽然答得不完整。
紧接着，另一个问题来了:你们平时网购吗?在得到几乎全班学生的肯定回答后，老师又问:那有没有网购方面的法律呢?坐在教室后排的一位高个儿男生挠挠头:“好像正在制定中吧……”
这是3月21日，北京市大兴区德茂中学初二年级某班道德与法治课上的一幕，授课者是这所中学的副校长曾巍。
与时俱进 法治课同样需重视
曾巍有着近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在他看来，如何让成年人读起来都感到枯燥的法治内容更好地被孩子们接受，考验着老师的教学方式。在他的课堂上，除了网购，还有辣条、汽车安全带等诸多学生们熟悉的事物“串场”，再加上近十个小案例引发的讨论，学生们一堂课下来对于法治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
如今，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性在许多人眼中大为提升。
北京市特级教师、德茂中学校长孙健认为，近年来，随着首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推进，法治教育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另外，“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教师和家长觉得培养学生法治意识、提升学生法治素养势在必行”，他说。
“‘学好语数外就行了’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了。持这种想法的人应当转变观念”，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实验学校温榆河分校校长于冬云说:“法治精神、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公民意识等都是现代公民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教育者不能厚此薄彼。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分数，更是为了学生安身立命、终身发展。”
改名之外 教育体系将更科学
2016年4月，教育部发布通知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的要求，从2016年起，将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这也是“法治”一词首次进入中小学课程名称。
法治教育一度被包含在德育体系中，不科学、不成系统，造成教育体系割裂的局面。长期关注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认为，设置专册教材将有助于法治教育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循序渐进。
在德茂中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陈怡和张海玲眼中，这样的改变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依法治国战略的响应，同时强调了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要系统地引导学生将法律作为人生的底线，将道德作为人生的追求。她们也指出，之前的教材尽管名称中没有法治二字，但内容也包含了基本的法律常识，只不过相较于现在，章节安排更为集中。
课程名称的改变仅是一个方面，孙健说，长期以来，对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教育一直渗透在学校课程建设改革之中。“除了法治讲座外，德茂中学还将法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列活动紧密结合，挖掘法治教育元素，整合成任务单式的学习，收效较好。”
在北京八十中温榆河分校，道德与法治课堂丰富多彩。“课堂上的案例讲解、视频故事、小辩论深受学生喜爱。课下的模拟法庭、情景剧表演等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加深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另外我校的班会、宪法宣传日、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对于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于冬云介绍。
今非昔比 孩子关注权利义务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中学老师称，道德与法治课已经纳入北京市中考范围，从2018年开始正式加入中考，这将进一步提升课程的受重视程度。
而从课堂上学生的反应来看，如今孩子的法治意识让老师们感慨今非昔比。
在北京八十中温榆河分校，教授道德与法治课的王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对权利、义务等法律词汇非常敏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很高。为了把课讲好，45分钟的课，她常常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去搜集资料作准备。
一次课上，王老师讲到“自立”时，引用在网上查找到的资料说，某国法律规定，6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协助家长做一些家务。课堂当即就变得热闹非凡。“为什么做家务要写入法律啊?”“孩子如果没做家务怎么办?”学生们纷纷提问。
“对于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法律，学生会非常感兴趣”，王老师举例说:“提到校园暴力、正当防卫时，他们就会问:别人打我，我给打回去，算是正当防卫吗?”
尽管有老师认为，正在使用的道德与法治课教材，相比过去生动了很多，但王老师觉得，教材应该避免太过抽象、概念化。另外，涉及具体法律条文的表述，应与现行法律对照，做到表述一致。
孙健也建议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编写系列读本、绘本，把抽象的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以利于孩子们的学习。
“很多时候，法治教育流于知识性的传授，但是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精神等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空间”，王敬波说:“知、行都重要，既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法律知识，更关键的是让他们树立法治理念，尤其是从精神上认同、接受法治。”她还提到，一线教师大部分没有法学背景，将来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而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法治教育的人力保障。
呼声最高 校内外对接制度化
要实现理想的法治教育，仅仅依靠学校或者课堂是远远不够的。在采访中，不少老师强调，家庭环境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非常大。
除了作为校长的管理者身份之外，于冬云把自己比作学校的“大家长”。“谈学生们的法治教育，其实也就是思考如何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知法、懂法、守法，并且尊重法律”，她说:“父母要知法、守法，给予孩子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开设家长法治课堂，让法律走进千家万户。”
来自社会的教育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于冬云建议，让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士走进学校普及法律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孙健也认为，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合力的教育。“既可以把学校法治教育渗透到学校家长活动中，也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支持学校教育，从而让教育的力量更加强大。”
孙健希望，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对青少年法治教育能够提供更多支持，让学生能有更多机会了解法律的实施过程，尤其是了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帮助他们提高法治意识。
事实上，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呼声最高的一点是:将社会资源对接学校法治教育制度化。曾巍告诉记者，组织学生去法庭旁听审判是一种不错的法治教育形式，但因为法庭座位有限，同时涉及到单位之间的复杂协调，德茂中学的师生们至今未能成行。（尹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