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谈侦探推理小说，大家马上便会提到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张等人。若和年轻人说起来，他们大概开口就是东野圭吾。总之，在大家的印象中侦探推理小说似乎都是洋人的玩意儿，于中国人来说属舶来品。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学界公认，现代侦探推理小说始于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是他在1841年创作了第一篇侦探小说作品《莫格街谋杀案》，由此确立了现代侦探推理小说的全部模式。时至今日，侦探推理小说创作大多仍然延续着爱伦·坡的手法，渐渐在文学领域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样式。
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有着一批所谓“公案小说”，如《包公案》《施公案》等等。也有人说这是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我以为其实不然，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至多可以称之为一种优秀文学传统，是现代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可借鉴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具备现代侦探推理小说的诸多特点。其实换一个角度说，公案小说与当今的公安题材小说，倒似乎有着更深的渊源。
中国现代侦探推理小说的起步并不晚。在1896年，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就被引进了中国，在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就首次刊出了《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即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一段故事。在当时，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翻译速度很快，甚至福尔摩斯探案的新作在英国刊出仅五个月，中国就有了译本。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渗透，侦探推理小说竟然是急先锋之一。再后来，中国人模仿西方侦探推理小说模式的创作就多了起来，也出现了以程小青为代表的优秀中国侦探推理作家，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和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一起，成为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三大支柱。
文化就是这样，渗透必然和反渗透相辅相成，也必然在渗透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地发生融合和变化，最终的结果，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发展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文化的生命便如此生生不息。翻开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集》，模式是西方的，故事却是中国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林林总总，都反映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这样的作品当然受到读者欢迎，程小青先生被誉为“现代侦探小说之父”也是当之无愧。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
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看待这种文化的交融。这种包容首先缘于自身的文化自信，其次是海纳百川的心胸。文化的交融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讲中国侦探推理小说还在路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时至今日，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标志了这种文学样式的旺盛生命力。但是坦白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缺少能在世界侦探小说界叫得响的经典作品，侦探推理小说的普及程度也还不高。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侦探推理小说某种意义上的“水土不服”，恐怕也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
毕竟不是程小青的年代了，单纯的模仿、简单的借鉴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胃口，创新之路却还在艰难探索之中。公案小说的可借鉴之处在哪里？公安题材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区别在哪里？网络写作为侦探推理小说创造了什么样的新空间？侦探推理小说的民族化问题出路何在？这些问题虽依然待解，但侦探推理小说中国流派已经初步形成，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张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