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以小说的形式，以一个匪夷所思的刑事案件为主线，一方面勾画出了荆鸣作为一名新生富豪背后的奋斗历程以及他所承受的来自家庭、婚姻、官场、商场等不同环境中的压力，他在阳光下时刻都要表现出“成功人士”的风光，而这一风光的背后却是经历了难以启齿的辛酸和痛苦，甚至是违法犯罪；另一方面细致刻画了以陈正军为代表的检察官们枯燥的日常工作，对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矛盾与情感纠结也毫不避讳地进行了展示，赋予了检察官们更加现实化、生活化的性格内涵。
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是复杂的。荆鸣孝敬母亲、讲义气、重友情、知感恩、悯下属、助弱者，但他又是一个心理极度复杂的人，心灵在屈辱重压下扭曲，最终演变为极富心机的复仇。
检察官陈正军在妻子重病住院的情况下，顶着巨大的压力办理荆鸣一案，他既对妻子有愧疚，又怕别人因为自己检察官的身份去利用女儿，甚至对女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找到的工作都大力阻止，在女儿眼中成了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荆鸣还是陈正军，刻画他们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只有心中有信仰的人才会真正波澜不惊地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只不过每个人心中的“目标”是好是坏而已。
十几年前，我的一名学生因为涉嫌金融诈骗被判有罪而入狱，而前些天听到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抢劫杀人被处以极刑，之后陆陆续续又听闻到他们的一些故事，心里有些恻然。魔鬼为获得浮士德的灵魂，还肯拿出世上所有的东西来交换，而罪恶的念头，咧开嘴，贪婪地俘虏人的肉体、灵魂、意志，攫取一切……
当然，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引起人们对罪恶欲望的警觉。鸟在空中飞、鱼在水里游、蚂蚁在地上爬……生活本身并没有目的，它只是一种状态、一种自然的惯性。生存与发展只是社会意义的赋予。社会是由个体的人叠加而成的，在叠加过程中，人的许多本能变得模糊不清，人性也变得脆弱多变。这种叠加不像数学课上的1+1=2，它充满不确定性，有的丧失了，有的增加了，有的变异了。所谓规律都是对不确定性在某一瞬间某一位置上的静止状态时出现的各种现象的总结、抽离。生活是形而上的，辩证及其他都是人试图对它给出的解释，并不是它本身。哲学的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活着就是活着，它不大于一切，也不小于一切。
想记录下一些我们的检察官战友、同事参与办理各类案件的故事，这其中有他们的影子。故事比道理更接近于生命，至少它来得更真实些。故事或许有趣、或许乏味，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曾经是一些人全部的生命。这也似乎就有了把它们说出来的必要。我并不否认，对我个人而言，创作之初，说的价值应该是大于我说出来后的那些价值。而后来，我越来越感觉到人性的复杂。人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每个人下意识的本能，但对利与害的判断却各有各的标准，而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依据自己的标准作出准确判断的，所以有些人的自私便显得很无私。
我不知道，尽管我们努力写的逼近生活的真实，读者会不会耐心看下去——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本来都很累，凝重的话题又平添了不少沉重。我赞同，文学作品一个直观的基本点就是要让人能够读下去，所以本书成书后，我拿给周围一些人读，并告诉他们不要挑剔遣词造句，不要挑剔命题立意，仅仅注意一点:能否读下去?
周围许多人问我:在你心中，荆鸣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一时语塞，因为人性的确比较复杂。就这个故事而言，荆鸣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坏人”，陈正军是一个有许多无奈的“好人”。
荆鸣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在他的身上，集中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生富豪的奋斗历程和特征。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即是以对高度计划经济的逐步弱化和对非公有制的逐步强化为特征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户”作为涵盖非公有经济特征的突出代表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逐步壮大起来。中国的第一代个体户大多是那些无缘挤入国有单位的人，其中不乏刑满释放人员，应该说，是市场经济的开放给他们带来了生存的空间和巨大的机遇。但是，在强大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和受原始资本短少的限制，初期的个体户们若老老实实守法经营，很可能发不了大财，所以部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必然伴随有大量的非法行为，如书中的荆鸣洗钱、行贿等现象。同时，受思想和文化素质的制约，手里有了几个钱就为所欲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荆鸣是个坏人。
在书中，我们也写到了荆鸣孝敬母亲、讲义气、重友情，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荆鸣是一个不坏的正常人。也许是我的笔力有限，人物的性格表现得很不深刻，甚至有些肤浅。
不管怎么说，荆鸣是一个不愿意粉饰自己的真实的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读罢荆鸣，我们是否为身处在这个时代感到庆幸呢?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机会、无限生机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迷失和沉沦的时代!
当然，荆鸣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还有较大的表现空间。不过，那也许是下一本书的话题。（徐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