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对上海法院执行工作及其改革情况进行专项审议，这对于上海法院提出的用两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目标来说，算是“期中大考”。
近日，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接受《法制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向执行难问题全面宣战，已近8个月，上海法院系统可谓上下齐心、内外施刀，对外以执行大数据管理系统为基础的快速执行联动机制基本建成，使老赖无处遁形；对内以优化执行权力配置为核心内容的执行体制改革基本成型，一大批配套的机制和制度创新出台。从目前情况看，已取得初步成效。我们有信心实现预期目标，让上海成为全国执行环境最好、执行效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外部施刀老赖无处遁形
巨大的显示屏上显示着全市三级法院所有执行活动的即时数据，点击其中一个执行案件，被执行人“陈某某”所有信息显示无遗:关联案件6件、房产两处、账号6个、存款2300元……同时显示的还有他的身份、护照信息、联系方式等。
近日，记者走进上海高院执行指挥中心，这里新近建成的“执行大数据管理系统”已然发挥威力。“该系统自动生成执行数据，并实现了全程网上流转、网上审批、重要节点和实时预警的提示，以及执行质效管理等100余项功能。”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韩耀武说。
据了解，大数据的运用也让建立全社会的诚信体系成为可能，同时通过数据的快速流转，大大提升了法院与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的联动效能。真正让老赖无处遁形，让老赖寸步难行。
应该说，上海法院自从今年4月启动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行动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全市受理执行案件数同比增长8.87%，执结案件数同比增长7.75%，实际执行率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31日未实际执结的两万余件案件基本清理完毕，在这一基础上，全市剔除“执行不能”的案件，实际执行率高达98.22%。
记者注意到，为了依法、有效和准确地界定“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的案件，上海高院专门起草《关于确认和终结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严格规范执行不能的认定标准和操作程序，切实解决以前认定过宽、程序过简等问题。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年初的规划、布局正在一步步落实，通过这种有计划、有目标、有节奏的有效推进，提振士气、优化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崔亚东说。
上海市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史秋琴表示:“我们在对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的专项监督中，要看‘民意’，因为执行工作是确保老百姓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我们不仅要看数据，还要看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内部施刀优化权力配置
汤兵生原是市高院执行局的副局长，今年10月，他被任命为市高院执行裁判庭庭长，也可以说是上海法院推进审执分离改革后，首任执行裁判庭庭长。执行裁判庭是法院的一个全新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法院执行工作从体制上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裁执分离”。据悉，目前上海市三级法院均已完成此项改革。
“执行裁判相当于运动场上的裁判员，执行实施则是运动员，以前的执行局既要当裁判员，还得当运动员，权力配置不科学、不合理，也不符合司法规律，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汤兵生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在实施“裁执分离”的改革中，除了分设机构之外，还确定了61项执行实施权和47项执行裁决权，用权力清单的方式完善裁执相互制约与协调的工作机制。
“要用改革的思维和改革的方法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执行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年来，我们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流程再造对内施刀，解决了执行难问题中一批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系统地建立起一个权力配置更加科学、工作流程更加合理、执行质效更加明显的全新执行体制。”崔亚东说。
记者注意到，上海市高院按照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三统一原则，建立了全市三级法院执行工作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效和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系统；同时为了从源头上防止“执行难”，上海市高院又建立了立、审、执三个环节的协调机制，强化各个环节在财产查控、保全的责任和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防止工作脱节。
此外，上海法院还建立了专门的执行司法警察机构和队伍，为破解“执行难”提供强有力的警务保障。
史秋琴告诉记者:“专项监督需要由外及内，要确认那些制约执行难问题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破解执行难问题的长效机制是否建立，或正在建立。”
信息公开推动队伍建设
“光大乌龙指”内幕交易案是一个社会影响力颇大的案件，涉及大批量执行案件。今年7月，上海市二中院开始受理相关案件。7月至10月间共执结“光大乌龙指”系列案件326件，到位金额3000余万元。近日，执行款项已通过“e号通”陆续发放到每位申请执行人。
“e号通”是上海高院今年研发成功的执行案款管理系统，实行“一案一人一账号”的管理模式，实现了执行案款的信息公开。据了解，执行案款的管理和发放是全国法院普遍性难题，是一个多年未能有效解决的顽疾，当事人对此意见很大。“e号通”使得该问题有效破解，与此同时，上海高院还充分运用信息公开的方式，开展执行案款的集中清理行动，其清理发放的金额数排名全国第一。
记者注意到，“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上海市各级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的又一“法宝”。上海高院通过强化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向社会公开56个执行工作信息点，向当事人发送37个执行流程节点信息。
“信息公开汇聚民意，使执行法官的所言、所行均纳入老百姓的监督视野，从而推动办案责任制的落实。为此，我们重新修订了《执行办案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责任清单，要求终身负责，以解决执行人员办案责任不清、职责不明，以及权力运行规则不明等问题，力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由于法院自身工作不到位产生的执行难问题，”崔亚东说。
据了解，近一年来，上海在队伍建设中坚持眼睛向内看，一些“不规范执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和乱执行”，以及“人情案、关系案”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史秋琴表示:“任何工作的顺利开展，队伍是关键，执行难成因复杂，内部存在的执行不力和执行失范等情形是重要原因之一。希望上海法院建设一支风清气正、业务精湛、群众满意的执行法官队伍。”（本报记者 余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