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躬，东汉官吏，从小就跟从父亲郭弘钻研法律，青年时期曾经给数百人讲授法律。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被任命为廷尉正，章帝元和三年升为廷尉。郭躬审理案件，“务在宽平”、“多依矜恕”，即能够以从宽为主，怜悯宽恕，能判轻刑者绝对不判重刑，反对违反法律滥杀无辜，因而受到皇帝的肯定和百姓的称赞。《后汉书·郭躬传》、《折狱龟鉴》等典籍上，记载他办案的几个小故事，读了颇受启发。
具体分析 不拘泥于表象
公元67年前后，奉车都尉窦固率兵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做他的副将。秦彭带兵驻扎在另外的地方，有时不经请示就依规杀人，窦固上奏皇帝说秦彭专权，擅自杀人，请求诛杀秦彭。汉明帝于是请公卿朝臣评判秦彭的罪行。郭躬因为通晓法律，也被招来参与评议。
朝臣们都赞同窦固的上奏，唯独郭躬说：“从法律上看，秦彭该杀那些人。”皇帝说：“军队出征，校尉要一律受制于主将。秦彭既没有斧钺，怎么能专权杀人呢？”
郭躬回答说：“校尉要一律受制于主将，那是说校尉与主将驻扎在一起，今秦彭另率一支军队驻扎于别处，和这有些不同，军情很紧迫如人的呼吸一般，有时不容许事先禀告主将后再作处置。况且按汉朝制度，棨戟就是斧钺，这样，秦彭的行为在法律上不算有罪。”皇上听从了郭躬的意见。
这个案件，从现象上看，秦彭确实有罪，其一，他不是主将，要受制于主将，凡事尤其是杀人更须向主将请示。其二，他没有斧钺。所谓斧钺是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泛指刑戮，是军权的象征，一般为皇帝所授予。谁有斧钺，谁就握有生杀大权；当然没有斧钺，也就意味着没有生杀大权。
但是，郭躬却没有被上述表面现象所迷惑，对此案做了深入具体的剖析：副将受制听命于主将，那是指两人同住一地，而此案中秦彭是率军另驻他处；军情往往紧急，有时来不及请示，驻扎在他处的副将有权处置这些突发情况；有棨戟就等于持有斧钺，这是汉朝法律所规定的。所谓棨戟是有缯衣或油漆的木戟，官吏使用的依仗，出行时作为前导，驻扎时列于门庭。而秦彭就持有棨戟。如此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清实质的分析意见，皇帝当然会赞同。
注重证据 不凭主观臆断
又有一案，兄弟两人一起杀了人，但罪责不好归到谁的身上。汉明帝认为做兄长的没有尽到管教弟弟的责任，所以判哥哥重刑死罪而免除弟弟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时，误说两人判的都是重刑死罪。尚书上奏皇帝说孙章假传圣旨，罪当腰斩。
皇帝召见郭躬询问他的看法，郭躬回答：“孙章应罚金”。
皇帝说：“孙章假传诏书杀人，怎么说只罚金呢？”郭躬说：“法律上有故意犯罪和失误犯罪的区别，孙章传达诏书出现错误，事属失误，对失误者法律量刑要轻。”
皇帝又说：“孙章与囚犯同县，疑他是故意。”郭躬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郭躬引用了儒家经典著作中的话。“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说通往周京的官道平如磨刀石，路面笔直像箭杆。比喻实施刑罚应当如周道似的既宽平且正直，不应刻峻苛严；“君子不逆诈”则出自《论语》，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也不无根据地猜测别人不老实。郭躬引用儒家语言起到了援典以自重的作用，得出结论：君王以天为法，在议罪判刑时，不可以通过主观猜测，任意曲解，牵强附会，作出判断。皇上说：“好。”
这个案件涉及矫制罪，即假托君命行事，汉朝出现的罪名。唐代颜师古解释为“矫，托也，托奉制诏而行之。”用大白话说就是假传圣旨。此罪分三等，矫制大害，处腰斩；矫制害，处弃市；矫制不害，处罚金。“汉律规定，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任何犯罪都有故意和过失之分，矫制罪也不例外。
确定一个人犯罪的主观状态，要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要有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故意犯罪，就只能按过失犯罪来处理。此案中，孙章因一时疏忽读错诏书，显然属于过失行为。但皇帝又怀疑孙章与囚犯是同乡关系，有可能是故意报复陷害。这样的怀疑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因为是同乡不一定就必然有恩怨。郭躬便依法依儒家经典给予一番解释和批驳，使皇帝欣然接受了不能凭主观臆想，就确定一个人主观故意与否的正确观点。
准确把握 不滥施以重刑
郭躬断案，务求宽容公平，审案判刑，大多喜欢同情宽恕。被任命为廷尉后，便写奏章，建议对四十多条量刑过重可以从轻论处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皇上批准后，所涉及的法律条文都得到修改并颁布施行。
汉章帝章和元年大赦天下，对在押犯减轻处罚一等，免死罪，也不加鞭笞，发配金城守边，但大赦令没有涉及那些在逃犯。郭躬上奏皇帝说：“皇上施恩给死囚犯减刑使其戍边，原因是重视人的生命。现在犯了死罪的逃犯总数不下万人，自从大赦天下以来，抓捕的逃犯很多，但赦罪的诏书没有涉及这些人，都判了重罪。我私下想皇上福恩应该浩荡宽宏，大赦令之前犯了死罪又在大赦令之后被抓捕的罪犯，都应不判死刑，不加鞭笞，发配金城，这样既保全了人命，又有益于边防。”
皇帝认为很对，又专门下诏赦免了这部分人的死罪。
郭躬之所以如此办案，与他具有渊博的律学知识分不开。所谓律学，是指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法学，从文字上、逻辑上、法理上，对律文进行阐释，多是以私家形式进行。如西汉的于定国、杜延年，东汉的郭躬、陈宠等人，世代传习法令，收徒教法。东晋以后，这种私家注释逐渐由官方注释所取代。
《郭躬传》载，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汉武帝时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的杜周与其子杜延年，都明习法律，并有律学传世，人称杜周的律学为“大杜律”，杜延年的律学为“小杜律”。郭弘研习的就是“小杜律”，郭躬子传父业，也精通“小杜律”，对法律有着精湛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深知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性，所以敢于依据律文而向皇帝直言相谏，甚至于展开多轮辩论，以收到按法断案的最佳效果。
对郭躬断案，史上评价甚高。《后汉书·郭躬传》载，“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狱必察焉。原其平刑审断，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议物，舍状以贪情，法家之能庆延于世，盖由此也！”
曾子语出自《论语》“子张第十九”，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不依规矩行事，百姓的心早就涣散了；你假若能审出罪犯受屈犯法的真情，就应该可怜、同情他们，不要因为明察而自鸣得意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有宽恕之心，才能公平断案。郭躬就是这样的人，能够设身处地的体谅他人，宽厚仁爱，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探求真实的情况，忠诚尽职。南宋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也将评价郭躬办案的两句话“推己以议物，舍状以探情”奉为经典，在其他案件中多次引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左连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