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因遭礼教派弹劾，修律事务处处掣肘，沈家本在无奈之中提出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的奏请。朝廷也就顺其奏请，于当月二十二日下谕旨:“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为资政院副总裁”。又谕:“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回任，以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为修订法律大臣”。
不再忙于修律，沈家本先生自然清闲了许多，这年的初夏，竟有闲重游南河泡(今北京广安门莲花池)，情趣所致，赋得百言长诗《六月二十八日南河泡小饮》，诗中尽达他的思绪，其中有这样描写塘中荷的诗句:“亭亭千万柄，心清香远布。”何等闲逸。然而他还是关心着国事，关心着政局，“淼淼水一方，清旷淡吾虑。”然而政局如此纷乱，这“虑”是难“淡”的。所以“方今软红尘，新旧正猜妒。”还是令人难以心静啊。
这一年，武昌起义震惊了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挽救危机，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了，沈家本以七十一岁高龄出任司法大臣。在沈家本心中，还是惦记着司法改革的，上任伊始就积极促成《大清民律草案》的修订。当然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正在苟延残喘，司法改革也注定虎头蛇尾了。
1911年12月底，南北议和，达成停战协议。由伍廷芳代表南方军政府和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在上海租界和谈。次年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他即宣布辞职，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在大革命的冲击和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清王朝投降了。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沈家本以司法大臣身份参加了清帝退位仪式，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时局骤变，沈家本先生可以交差了，但他必须等待民国政府的司法总长接任。不曾想，后来的一段时光，老人还得在枕碧楼忙完最后的公务。
我们且选取几则这一段时间老人的日记吧。
《壬子年日记》(1912年)——
正月二十二日:午后二钟赴阁(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大众齐集后上大楼，依次排列，请大总统就位。大众一鞠躬，总统宣誓辞，宣毕面递于欢迎使。欢迎使诵颂词，总统有答词毕。二喇嘛递乌达，总统回赠乌达于挂其颈间。于是大众诣总统前一鞠躬。先是各署首领依次行礼毕，总统退位，大众又一鞠躬，总统退入别室。个领带同丞参司员谒行一鞠躬礼毕。下楼茶会，归来未四钟。
二十五日:风微小。总统令特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二月初七日:罗石帆来。石帆言伊侄在沪，去年冬仲信来，言南方有举余为司法长之说，此次究竟不知如何。甚矣，虚名之累人也。
十一日:风略小晴。司法总长王宠惠。
十七日:司法次长徐谦(字季龙，原修订法律馆提调，曾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
二十一日:风大。参议院仍在，法律学堂派张宗祥、曾怡进二人专司照理。
二十三日:季龙来言，昨见总统，次长一职辞之不获，王总长悉熟人必能融洽。来电言许归里三星期方能来。总统则曰需两月方能来。
三月初六日:季龙来书言，署中公事暂行停办，印信已不能用，行文等事亦暂行停止。有要紧者送伊处办理。伊每日在国务院办事，不进署矣。余专候交代事毕，即可脱离政界矣。
十五日:王总长今午抵京，寓国务院。
由此可以看到，沈家本先生盼望尽快交接的急切心情。终于这位王总长来了，于是法部很快做了交代。二十四日新上任的王总长，专程来到枕碧楼拜望这位司法界的前辈。按说这应该是万事具结，老人可以清净地做自己的事了，他的心情十分舒畅，二十八日还请了十几位亲友到家便餐，畅谈至晚上九点多，发现天有小雨才散去。
至三月五日，法律学堂也交代完毕，老人终于可以脱离政界的煎熬轻松度日了。十七日下午，他高兴地到文明茶园看戏。二十六日，在笔者祖父沈承煌和笔者三伯父沈仁培的陪同下，参观了京师劝工陈列所(即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劝工陈列所”，其为官办的工艺局产品展销场，承担民族工商业的展示功能，是“北京劝业场”的前身)。虽然边走边歇，还在接待室卧休一阵，然而看得出沈家本那轻松的心境。
无奈，时局并不像老人希望的那样安定，枕碧楼也还没有清净。南北各方政治势力的争斗，使得上任不久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了，各部总长也随之更迭。一番争夺后，陆征祥成了国务总理，而各部总长又得重新安排。
还是《壬子日记》的记载——
五月二十七日:馨吾(胡维德，字馨吾)来言，国务，同盟会人总统留之不得，不得不另访替人。与陆总理拟四人孙毓筠、胡瑛、沈秉堃，而欲以司法属余，因陆与余不识，讬馨吾转致此意。余婉谢之久病未愈，实难再出应世事。
二十八日:张杏生(原修律馆总篡，曾与董康一起赴日考察)来，仍是馨吾嘱来说项者，并言参议院可不到，国务院也不必常到，可在(府)总其大成。余仍以疾辞。
二十九日:施伯彝来，乃陆子兴属来，余告以病不任事。伯彝见余病状，亦不甚怂恿。段芝泉(即段祺瑞)来，总统属来劝驾，余仍以病辞。连日政界人来，言语过多，气急之证益甚。
六月初一日:黄昏斗华(沈家本之二婿)由馨吾处归，复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无如余病体之不能支持乎。
来相劝者不绝，老人已经很不耐烦了。于是，与家人商定，从次日起，讬言赴西山养病，来客一律不见。凡客来，皆由二爷挡驾，或在枕碧楼接待。当晚张杏生来探口风，笔者之二祖父沈承煦，也就是沈家大院的二爷，在枕碧楼客厅接待，告知老人病体实在不能支持。自此劝声稍息，直到六月十二日，袁世凯大总统派人送来了“法律顾问状”，司法总长之事，终算是彻底作罢。
之后，老人并没有脱离社会，他关心着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撰写了《法学会杂志序》、关注着社会政局的变化，到江苏会馆参加了欢迎大都督陈英士的活动，还在枕碧楼接待了来访的陈英士。他多么希望国家安定、百姓安康，并期望着中国法学的昌盛啊。
从此，沈家本先生开始了他最后的书斋生涯，为世人留下了《汉律摭遗》等一批传世之作，也成就了老人的终生夙愿。（沈厚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