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由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他们属于广东全国人大代表团。第八届全国人大时，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为28名。香港回归后，从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单独组成代表团，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参加行使最高国家权力。
新中国的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是1953年制定的。这部选举法规定:各省每80万人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50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每10万人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城市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8比1”的由来。1979年对选举法作了全面修改。修改后的选举法将这“8比1”的原则明确了下来，规定:农村每1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8倍于城市每1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分配。1995年修改选举法又将这一规定修改为:农村每1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每1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也就是说，将原来的农村每1名全国人大代表与城市每1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8比1”修改为“4比1”。
第九届全国人大的任期是从1998年3月开始的。为了依照法律规定按时选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公安部1995年的人口数据，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按照“4比1”的原则作出了《关于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第九届全国人大，农村每88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每22万人选举代表1人。依照这一规定计算，1995年香港人口631万人(全部为城市人口)，应选全国人大代表29名。
在这同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为36名。这比依照人口数计算应选的代表名额增加了7名，这是考虑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此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均为36名，都超过按照实际人口数计算应选的代表名额。这是中央对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居民参加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特别考虑，是对香港给予的特殊照顾。在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前，海南、西藏、青海、宁夏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都不超过25名。
不按实有的人口数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名额，而是将其增加确定为36名有什么实质意义呢?这里我仅指出一点: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按照这一规定，香港全国人大代表组成单独的代表团就可以提出议案，同时，香港代表团内的30名代表也可以提出联名提出议案。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只有29名代表，假设这29名代表都同意共同提出一个议案，也还必须去联合其他代表团的至少1名代表才符合法定的提出议案的人数。
由此，我想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以及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对香港、澳门全国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也都极为重视。这里，我举出2005年办理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3个例子。第一个是办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对台港澳赴内地就读的学生实行同等学费政策的建议。2005年9月，马力、刘佩琼等22名香港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以往台港澳三地学生到内地就读，都需要缴付高于内地学生的学费。从2005年秋季学年开始，在大陆就读本科、专科和研究生的台湾学生，在同一院校、同一年级、同一专业学习的条件下，可以享受与大陆学生相同的学费；在同等条件下，住宿标准也一致。相比之下，港澳学生尚未能受惠于这一政策。他们建议:像台湾学生一样，赴内地就读的港澳学生也享受这一优惠政策，这有利于培养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有利于两个特别行政区人民对国家的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及时将这一建议转交教育部办理。2005年1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港澳办联合发出通知:为鼓励和支持更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生到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增强港澳青年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培养爱港爱澳人才，自2006年秋季入学起，对录取到内地学习的本科生、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执行与内地学生相同的收费标准。中央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设立港澳学生奖(助)学金。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率教育部相关同志专程到香港代表团听取对这一代表建议办理结果的反馈意见。马力代表说，对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实行同等收费，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同胞诉求的重视，有利于港澳与内地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香港青年了解内地。我们的建议将成为现实，令人兴奋。
第二个是办理澳门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珠海拱北口岸与澳门关闸口岸同步开关的建议。当时，拱北是连接澳门和内地最大的陆路口岸。过去，两地开关时间错开半小时，澳门早上7点开关，珠海7点半开关，这对到珠海办事的澳门居民造成很大不便。在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澳门全国人大代表潘玉兰、刘艺良、吴仕明和高开贤提出建议，珠海拱北口岸开关时间提前半小时，与澳门关闸口岸实行统一的开关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这一代表建议非常重视，多次向海关总署和广东省、珠海市了解建议办理情况，督促办好代表建议。为了落实好代表提出的这一建议，各有关方面积极创造条件，珠海市调整了公交车首发时间等公共服务的安排。从2006年3月1日起，珠海拱北口岸开关时间提前到7点钟，实现与澳门关闸口岸同步开关，代表建议得到完全落实。刘艺良代表说，同步通关顺利地进行，在澳门得到了非常好的反映，大家评价非常高。潘玉兰代表说，这证明我们澳门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了作用，也证明国家很重视我们澳门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对我们今后提出建议有很大的信心。
第三个是办理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贺一诚提出的维护持有珠海出租车营运牌照的澳门居民权益的建议。改革开放初期，珠海市鼓励澳门居民投资参与珠海出租小汽车业务的发展。后来，珠海市修改《珠海市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影响了持有珠海市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的澳门居民的权益。针对这一情况，贺一诚代表提出了维护持有珠海出租车营运牌照的澳门居民权益的建议。刘焯华、高开贤、崔世平三位澳门全国人大代表为此专门走访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听取意见后，珠海市采纳代表的建议，决定新条例出台前出租车营运牌照按原合约管理，以确保持有珠海市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澳门居民的权益不受影响。此举在澳门社会获得普遍好评。
(作者：阚珂 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