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法学家沪上热议廉政和法治文学创作
法治与文学擦出多少火花
冷风过境，秋雨连绵，在如诗如画的华东政法大学校园里，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所属的四十余所高校文学社团的学生怀着饱满的热情，期待廉政、法治与文学碰撞出奇异火花。10月8日至9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中国廉政与法治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会暨第三届全国高校文学社团高峰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以“法行天下，文入人心”为主题，邀请廉政与法治文学领域著名作家，对话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业学者，在总结过去反腐与法治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法治与文学如何相互促进，以文字为载体，更好推进我国廉政与法治建设的发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突破法治文学创作瓶颈做守望者
已过古稀之年的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国家一级编剧陆天明有着长达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他的反腐四部曲《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更是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而家喻户晓。
陆天明曾经两次上山下乡，当过农民、小学教师，后来又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师参谋、农场干部，这些经历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
“文学和社会的结合一定是必要的。文学作者无禁区，但是现实里面有禁区，怎么办?”陆天明问。
他坦言，几乎所有他的反腐题材作品都碰到了敏感问题。
在创作《大雪无痕》时，是导演找的陆天明，要求他讲述黑龙江省一个反腐英雄的故事，但由于一些原因，剧本遭到了当时一位领导人的否定。
作品主人公的原型是一位反腐女英雄，虽因反腐被砍了四刀，但她坚持把腐败分子揪了出来，还揪出来一大串。
陆天明认为，这样的英雄应该写。
《大雪无痕》出炉了，小说拿了国家图书奖、电视剧获得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作品奖，陆天明因此被评为全国最佳编剧，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堆了上来，“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一位领导人曾经不赞成这个题材”。
陆天明认为，一名作家要做守望者:守望真诚、良知与正义，坚定守望的信念，加上有技巧的充分沟通，就可以把一些所谓的禁区“突破”了。
“我们不是披露案情，我们是搞文学艺术创作。”陆天明说。
湖南省作协主席、有“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称的王跃文的成名，无疑源于他的长篇小说《国画》。
王跃文的作品中，似乎没有反腐英雄，更没有拉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帷幕，也许他注重的只是身边的“写实”。
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王跃文引用了恩格斯的名言来谈论如何处理反腐题材创作主题——“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将目前的一种不良的社会生态写出来，作者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不赞成。有人认为这种写法是在宣泄、在玩味，那完全是对我的误读。一部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哪怕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认为这部作品完成了它的使命。”王跃文说。
法治文学更应顺应时代回归现实
作为研究法学与文学交叉学科的专家，华东政法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苏晓宏对反腐文学的现实敏感有着自己的见解。
苏晓宏说，文学离不开生活，法治也离不开生活。反腐文学如果太现实，就可能变成一种影射、变成对现实的一种讽刺，就容易出现问题。
“但是最近就文学批评界来说，有一种趋势，就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孙晓忠教授说，整个世界对于文学的理解，都认为文学要有一定的教和训，不仅仅是从文学角度跟法律相结合。在每一个转型时代，文学都是在表达这个时代，今天对作家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现实嵌入、放置到整个时代中去。必须要写现实的问题、社会关心的问题，这是前提，然后再考虑怎么写这个问题。
“当下中国文学发展存在着一个观点:千百年来的重大转型时期都在呼唤文学去贴近现实。”陆天明说。他认为，时代的转型阶段变化之巨，就像地球的造地运动一样，地层断裂、山脉隆起，这时作家必须要顺应时代的呼唤，投入到社会上去作贡献，站在百姓的立场，反映百姓的情感。好的文学作品得以流芳百世，归根结底要反映人文、叙述现实、展望未来，百年之后，人们仍旧能从中看到对生活的思考。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高奇琦认为，面临当今信息碎片化的现实，通过文学来传递正能量也许远远没有其他网络媒介来得快。如何顺应时代，发挥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成了需要思考的问题。
高奇琦强调创新，但并非天马行空，而是要基于传统。
“生活远远比我们写得要精彩，我们现在写的东西远远比不了生活，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去等我们创作，廉政与法治建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其中有很多故事、很多人物、很多惊心动魄的情节。当下我国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读者和百姓依然对这个题材的作品有着十分迫切的期待，所以用反腐文学推进廉政与法治建设，现在是最好的时机。”陆天明说。
“一时的喧嚣终究会被历史消音，一时的繁华终究会被时间漂白。”王跃文说。他建议作家、文学爱好者要关注现实、关注未来，但更应把心沉静下来，对生活认真地观察、仔细地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拉开一定的历史维度，把生活看得更真切，如此一来，文学的表达品质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文学展现法治困境以期待制度解决
座谈会上，作家与学者们异口同声，对《秋菊打官司》颇为赞誉。
“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通过一个小人物，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种尴尬。从晚清以来，大量移植的法律制度与本土资源是有冲突的，西方法律到中国产生了水土不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范玉吉说。
“今天谈及法治文学的研究，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及《秋菊打官司》，但似乎也很难再找出一些更好的作品让法学专家来解读。”苏晓宏感慨道。
苏晓宏谈到卡夫卡、《城堡》《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用文学去表达法律，用法律去解读文学的一些案例，这些例子在我国历史上也有，比如《窦娥冤》，不纯粹讲案例，而是讲其中的人性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
“其实我们今天不管是文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研究，都要来反哺文学创作。同时，文学创作又要为不同的研究提供资料，互相帮助。”范玉吉说。
“真实的法治故事与人物，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源泉，但如果文学只想为法治服务，它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作品。法治文学不是法理教育课程。”陆天明说。
高奇琦认为，不管是法治文学，还是文学本身，都离不开一个伟大的时代。在极速的现代化中，很多问题集中体现，比如腐败。恰恰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给了我们很多空间，把从法理、制度角度很难谈的东西，从文学角度把人的焦虑和多方角逐的紧张充分展现出来。但是，人们赋予了文学太多的任务。文学无非是展现出问题本身，聚焦、放大，然后引起社会讨论，但是问题主要还是要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来解决。
何建明指出，中国廉政与法治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就是要结合全国作家队伍的文学资源和高校在法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推进廉政与法治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艺术和严谨科学的学术理论，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历史进程作贡献。（张琼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