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裁决：是否一只鸵鸟的分野
姚宏科
台湾学者熊秉元的随笔性著作《正义的成本》将法律与经济学两个学科关联起来进行解读，这样的视角并不是很新，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学者近年来已呈接踵之势，但熊先生的观点很有说服力，用简短的篇幅阐述深层次问题，带给人很多启迪。笛卡儿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本书带给我们的，就是方法。
先从书中引用的两个著名案例说起。第一起是发生于美国的胶卷索赔案。一位摄影家费尽千辛万苦和大笔金钱，到喜马拉雅山拍了很多摄人心魄的照片，将底片寄给一家冲印公司。没想到冲印过程中底片被不慎遗失。摄影家提起诉讼，要求冲印公司赔偿底片、邮费、来往喜马拉雅山的旅费和其他支出。但最后法院只判决冲印公司按照业内公认的倍数，赔偿了几卷胶卷。
法官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让摄影家得到足够补偿，那么他在以后交印底片时就不会对重要底片差别处理，其他摄影家也会有样学样。冲印公司为了减轻经济损失，对所有底片必须用更为精致、成本更高的程序和方法处理，必然要提高所有底片的冲洗费用，增加所有人的成本。反之，冲印公司仅仅赔偿几卷胶片的费用后，摄影师虽然吃了大亏，但下次他冲洗底片时，一定会对特殊底片特别交代，冲印公司一定会对重要底片特殊处理，当然可能会多收费。但对其他的底片仍然会低廉收费。这样做，不会增加普通消费者的成本，冲印公司的业务量也不会减少，社会的财富才会愈来愈多。
第二起是发生于英国的帕拉丁诉简案。1640年左右，帕拉丁把一块地租给简，契约载明地租每年分四次缴。但不久，德国鲁珀特王子率军入侵英国，简所租农地先成为战场，后又成为军营，前后三年时间根本无从耕种，简由此拒缴地租。帕拉丁将简诉上法庭，英皇法庭判决帕拉丁胜诉。理由是：契约里只列明租地要付地租，并没有除外和但书约定。如果判帕拉丁败诉，今后承租人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缴地租，此类官司纷至沓来，法庭面对千奇百怪的不履约理由，必将耗用大量司法资源去逐一判断。相反，判决承租人简败诉，他和其他的承租人在签订契约条款时就会仔细思考，对未来契约双方都产生积极而正面的宣示效果。未来的官司会因而减少，法官无须为稀奇古怪的理由而伤神。
这两个案例，没有简单地局限于具体的个案诉讼，也没有仅仅着眼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分割，而是着眼于司法活动的未来以及整个社会的得失。从一般人的直觉观察，这两个案件似乎都判得有失公正，违背了司法公平的原则。比如摄影师被弄丢珍贵的底片却只得到几个胶卷的补偿，承租人的土地因战争三年无法耕种还要缴纳租金，都让我们难以接受，但一旦把时间拉长，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视角考虑，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则这两起案件的判决都是正义的，是一个能给大多数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福祉的正确判决。正如作者所言：“正义，就是长远来看，能诱发出好的作为、好的价值、创造出更多资源的那种做法。”
本书的观点或许可以商榷，但其核心观点是正义必须考虑成本，为此，作者数次引用了美国法官波斯纳的名言：“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代价。”作者在书中没有大费周章地解读到底什么是公平和正义，没有被一些细枝末节的个案诉求所羁绊，而是进行粗线条勾勒，从更高、更宏观的角度诠释什么是公平和正义，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指出，实现正义和公正必须考虑成本付出。
作者对成本的考察并没有囿于原被告双方的经济支出，而是着眼于公共资源的消耗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强调实现正义的目的时，必须尽最大努力地让社会成本最小化。比如胶卷案件中，判决摄影师败诉，就是为了不增加所有冲印公司的经营成本，继而不增加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帕拉丁诉简案件中判决简败诉，就是防止增加太多的司法资源投入未来的租约纠纷。这是一种跳出个案和具体当事人的“大成本”观。据此作者数次提醒：“在面对很多官司时，法官可以自问：怎么判，才能使社会里的财富愈来愈多？”
作者还以相当篇幅对司法效率进行了阐述。其基本观点是：所谓效率，不简单地只是追求快，不是快就必然能体现出效率。效率不只是速度快，更主要的是成本最低，是通过较低的付出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对司法工作而言，效率不只是办好眼前的案件，效率还要面向未来，对未来的社会发展的司法活动带来裨益。作者说：“成本意味着‘除弊’，而效率则反映着‘兴利’。”“效率隐含着‘向前看’的视野。”对司法活动而言，诉讼裁决处理的是过去的社会矛盾，但其实是为了未来，故裁判结果必须着眼于能够防范、减少未来同类问题的发生。这样的判决，才真正体现出诉讼效率的原则。同时，效率不仅仅体现于诉讼时间的相对较短，而是必须注重“效益”，必须考察付出与回报、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用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的回报，才体现了效率原则。效率是在快的同时，还要能得到最大收益。
司法的核心追求是公正与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的公正，往往局限于个案的利益纷争，工作目标似乎都是追求绝对的正义，没有考虑是否能裨益社会、促进社会财富最大化。熊秉元先生告诉我们，公正要能够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效率在快的同时还要能节省整个社会的司法资源。这些都提示我们，应当对当前的工作方法和价值导向进行反思。那些通过勾兑矛盾、让双方相互妥协实现的所谓和谐司法，其实淹没了规则，引发了更多的诉讼。那些只求当下案结事了、和稀泥抹光墙的做法，可能是裁判者的“鸵鸟”式做法，无形之中隐藏下很多社会矛盾，无助于增加社会财富，没有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长远观察将很可能让社会付出更多成本。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说：“已决案被视为真理。”每一个司法人员都是真理的捍卫者，都在用识见创造真理。这些真理不仅仅是裁判者的眼前相安无事，而是能在恒久的时空里熠熠生辉。（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法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