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正是香港影视剧《古惑仔》流行之际，校园里隐约透露出一些“黑社会”的味道，三五成群的打架斗殴偶有发生。即便如此，当时的人们似乎并没有过于关注，大概这些斗殴行为，尚在可控和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并没有挑战到整个社会的底线。
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校园欺凌事件，似乎正在超出这一限度。据统计，2014年至2015年，光是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就多达43起，其中不光有以多欺少的暴力殴打，更有脱光衣服甚至逼吃大便这样的欺凌侮辱。本该处于法律保护之下的未成年人，为何屡屡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一些孩子出现暴力倾向，有其复杂的成因。既有青春期特殊的心理原因，也有家庭教育的偏失，更有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中，有一种担忧：未成年人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孩子违法甚至犯罪了往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熊孩子”的恶习？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这并非要求对违法犯罪进行包庇。一般而言，需要国家立法予以特殊保护的对象，多是社会弱势群体，诸如妇女儿童老人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受国家法律保护，这种保护主要指向政策层面的政府和社会作为，而非在具体案件中对违法者进行宽容或袒护。
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立法确立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观念之后，并没有将公民责任教育理念同步植入；相反，当我们谈论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往往只是狭隘地将立法主旨限缩在“保护”上，忽略了对孩子进行合格的公民责任教育乃是保护的重要内涵。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原则。这里的教育，首当其冲就应当是公民教育。同时，立法还注意到孩子不良行为的矫治，对家庭、学校、政府等作出了相应的义务规范。
遗憾的是，我们对未成年人的公民教育用心不够。立法在未成年人的公民责任教育上着墨不多，对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年人公民责任教育的义务缺乏可操作性规定，使得未成年人保护失去了一种责任概念。而就“人”的成长而言，单纯保护也罢，事后行为矫治也罢，都不是根本的要害，真正起着决定人生价值的保护乃是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公民教育。
当校园戾气盛行，暴力事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就需要反思：为什么培育人的机构里却屡屡发生践踏人的恶性现象？是我们的孩子出了问题，还是学校的教育有问题，抑或是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出了问题？某种程度上，孩子就是包括家庭和学校在内的整个社会机制的“产品”，这种“产品”质量的好坏，决非全由基因决定，它更取决于每一个锻造环节是否有严格完善的质量标准。而做一个有责任的合格公民，这是“人”成长的基本要求和社会“底色”。倘若从小开始，孩子们都能有意识地关注到公民责任，都能朴素感知到生活中如何做个有责任的人，那么将大大减少校园暴力现象的发生。
或是我们本身的公民责任意识缺乏，或是在成长中光偏重书本知识的学习，或是在责任教育中过于强调亲人间的责任，当孩子们从家庭港湾迈入校园，一种“我受保护”的潜意识和对他人责任感的缺乏，很容易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演变为“丛林法则”。因此，真正的保护不是溺爱，更非纵容，而是一个包含了公民责任教育和不良行为矫治在内的完整概念。从国家立法到家长、学校，保护未成年人不仅仅是因为孩子身心柔弱而容易受到非法伤害，最终目的乃是促使未成年人顺利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家公民。
（作者：傅达林 西安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