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6月，试点地区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幅度较大，对司法责任制的讨论更加具体。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至今，饱受诟病的请示汇报制度被学界呼吁予以重视。
工作动态方面，举行了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两部司改文件。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于17日至21日在内蒙古调研，他“非常关心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在上海、江苏调研，他分别强调了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也带队去云南专门调研了司法改革。
一批司改文件在6月集中出台，中办国办接连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三份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文件，引起社会重大反响，但在律师业内反响平平。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也获得了通过。
地方试点的工作动态方面，首批试点之一的贵州省法院即将全面启动司改；同样是首批试点之一的海南省对15个月以来的司改试点进行了阶段性小结；辽宁省检察机关、湖南省即将选取第一批试点开始司改；上海市继续走在试点前列，启动了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云南省检察机关将司改试点扩大到了第二批。
一、员额制改革：编制紧张问题仍未解决
员额制带来的司法人员政法编制紧张问题再被议论。6月1日《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北京法治论坛暨审判资源配置与审判权运行机制研讨会综述中，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在点评中认为，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我国司法编制（中央政法专项编制）能否增加，目前很少谈及。
但是蒋惠岭介绍，中国法院的政法专项编制数在世界上是相当低的。我国近14亿人口中只有34万政法专项编制（2.4个/万人）。他认为，即使公务员编制总体不增加，也可以通过在国家总体编制内进行调剂，增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数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他的两年内第四次的上海调研中表示，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下一步要完善入额检察官的动态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外部评估机制，健全导向明晰、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推动员额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建设。要同步考虑入额和未入额人员的政策问题。
面对编制紧张问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6月介绍，湖北省法院法官入额已全面完成，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省高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2569名。
以下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的各试点地区司法官入额和选拔情况：
二、本期重点：学者建议改革公安体制
公安体制改革是每一轮司法改革中都要一体进行却又相对独立的改革，在此轮司法改革中，公安体制改革动作不大。
但在此轮的司法职权配置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公安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内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等人发表在2016年第3期《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的文章认为，目前我国存在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不同机关之间司法职权配置交叉混同的问题。
比如，公安机关作为治安管理机关，行使刑事犯罪侦查权。但是，其又同时行使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权、余刑一年以下罪犯的刑罚执行权，使得其对刑事犯罪的侦查权与司法行政机关对刑罚执行权的职能相互交叉混同。通俗地讲，就是执行有期徒刑的监狱属于司法局管理，但羁押嫌疑人的看守所属于公安局管理。
徐汉明的文章认为，这不利于对治安管理机关行使刑事犯罪侦查权的制约与控制，防止其滥用，确保刑事侦查活动公正公信。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还被赋予了其他社会管理等职能。徐汉明提出了警察职权归位的建议，并提出了具体方案。
比如，他建议剥离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消防管理等公共事业服务职能的改革，组建专门的公共事业服务局，推进消防职业化，从源头上防止警察充实国家生活的现象。
他建议改革边防、户籍、移民管理体制，将公安机关的这三项职能划归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辖，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国家安全有效保护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他建议深化侦查、看守及监管体制改革，将公安机关担负的看守所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从源头上根治公安机关“久侦不决”，“久押不决”，“刑讯逼供”等顽症。他还建议公安机关对生效司法裁判余刑三个月以下罪犯的监禁权也划归监狱机关。
中央深改组会议本月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保生发表在2016年第3期《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的文章中介绍，在以往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侦查机关拥有一些不受检察机关和法院制约的特权。
比如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中，如果被告人提出口供是被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而被迫作出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可以出庭说明情况。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出庭说明情况”并非“出庭作证”。
张保生认为，为了贯彻控辩平等的理念，必须将出庭说明情况的侦查人员规定为证人。这样一来，侦查人员一旦出庭，便不能一厢情愿地只“说明情况”，说完了“拍屁股就走”，而必须遵守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规定。
三、司法责任制：被遗忘的请示汇报制度
司法责任制改革进行到现在，案件审批制度成为重点改革对象，各试点都提出了改变以往的案件审批制度，判决书由主审法官或合议庭独自签发，不再逐级报院庭长审批才能生效。
但另一项饱受诟病的影响独立、公正审判的请示汇报制度却鲜被提及。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崔永东发表在2016年第3期《现代法学》杂志的文章介绍，请示汇报制度，指下级法院就个案处理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给予指导性处理意见。多数人认为应当废除该制度，但也有人主张对其进行诉讼化改造。
崔永东在文章中介绍了其他学者的观点认为，请示汇报制度存在的部分原因恰恰在于目前以实体裁判结果的唯一正确性考察来追究法官责任的制度。
这是因为，“由于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下级法院为了保证案件能够经得起上级法院的检验，就会在判决之前请示上级法院的意思，以求意见一致，而不是想办法寻求实体的解决方案和措施。二审终审的审判制度可能被束之高阁，成为花瓶和点缀，进而损害司法的程序性规定。同时，当事人的上诉权无形之中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下级法院为了使得自己办的案子成为铁案，通过错案责任追究这一关，和上级法院搞好关系，请示汇报案件处理意见，疏通交流渠道，而不顾当事人的利益，也为司法腐败构建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请示汇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办案法官担心办错案。崔永东认为，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核心部分，制度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关系到改革的成败。“错案”的分类必须科学与合理，错案标准的设定也必须科学与合理。
四、6月司改台账
1、6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一场庭审中，庭审各方的语音被同步转化为文字并生成庭审笔录，这是浙江省高院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试点的首例案件。
2014年8月以来，浙江高院开始探索以录音录像代替书记员庭审笔录。今年1至5月，以录音录像代替书记员庭审笔录案件达10.8万件，约占开庭案件52.3%。
但这只是过渡措施，如今的语音自动转文字才真正是法官的好帮手，据悉，浙江省法院还将开放方言语音自动识别和网上法庭语音识别系统。
2、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近日到静安区法院、浦东新区法院，听取各基层法院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和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推进情况。
崔亚东强调，一年时间内在破解“执行难”上大见成效。在全国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将上海打造成执行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他还强调，今年全市法院要继续推进中央确定的五项重点改革任务，重点推进执行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等改革任务。
3、6月24日，辽宁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透露，2015年辽宁全省法院民事商事法官违纪违法的14人，占全部人数的17%。
4、最新数据显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领导自入额以来，已收案44件，结案31件。吉林省高院规定，入额院领导办案指标为每人每年10件，审判长为一线法官办案数量的80%，庭长办案指标为一线法官的50%，承担审判部门综合指导工作的法官办案指标为一线法官的60%。 2015年至今年5月31日止，广西各级法院2800多名院长、庭长共主审案件205504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案件数的40.66%，审结166123件，占全区法院同期结案数的40.34%。另外担任审判长共审理案件97217件。截至6月，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院66%的院庭长入额，办理案件占全院82.66%。
2015年至今年5月31日止，广西各级法院2800多名院长、庭长共主审案件205504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案件数的40.66%，审结166123件，占全区法院同期结案数的40.34%。另外担任审判长共审理案件97217件。
截至6月，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院66%的院庭长入额，办理案件占全院8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