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6月，试点地区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幅度较大，对司法责任制的讨论更加具体。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至今，饱受诟病的请示汇报制度被学界呼吁予以重视。
工作动态方面，举行了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两部司改文件。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于17日至21日在内蒙古调研，他“非常关心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在上海、江苏调研，他分别强调了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也带队去云南专门调研了司法改革。
一批司改文件在6月集中出台，中办国办接连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三份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文件，引起社会重大反响，但在律师业内反响平平。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也获得了通过。
地方试点的工作动态方面，首批试点之一的贵州省法院即将全面启动司改；同样是首批试点之一的海南省对15个月以来的司改试点进行了阶段性小结；辽宁省检察机关、湖南省即将选取第一批试点开始司改；上海市继续走在试点前列，启动了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云南省检察机关将司改试点扩大到了第二批。
一、员额制改革：编制紧张问题仍未解决
员额制带来的司法人员政法编制紧张问题再被议论。6月1日《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北京法治论坛暨审判资源配置与审判权运行机制研讨会综述中，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在点评中认为，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我国司法编制（中央政法专项编制）能否增加，目前很少谈及。
但是蒋惠岭介绍，中国法院的政法专项编制数在世界上是相当低的。我国近14亿人口中只有34万政法专项编制（2.4个/万人）。他认为，即使公务员编制总体不增加，也可以通过在国家总体编制内进行调剂，增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数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他的两年内第四次的上海调研中表示，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下一步要完善入额检察官的动态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外部评估机制，健全导向明晰、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推动员额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建设。要同步考虑入额和未入额人员的政策问题。
面对编制紧张问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6月介绍，湖北省法院法官入额已全面完成，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省高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2569名。
以下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的各试点地区司法官入额和选拔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