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苏丹执行民事维和任务的上海警察。

　　半梦半醒之间，徐建军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然后动作又忽然定格。

　　等眼睛适应了暗夜，他才彻底清醒：自己已安全回家几个月了。

　　徐建军是徐汇公安分局南站治安派出所副所长。2014年11月9日，他作为中国第四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成员，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2008年、2014年和2015年，上海市公安局曾三次成建制单独组建维和警队，分别前往海地、南苏丹和塞浦路斯执行民事维和任务，协助重建当地警务运作机制、监督指导执法、保护平民等。

　　这些维和警察，在海外曾经历过怎样的生活？

　　子弹飞过像轻轻吹哨子

　　在这些和平尚未降临的地区，危险总是如影随形。徐建军曾遭遇过正面的扫射、背后的冷枪、爆炸的地雷……他记得子弹从身边飞过的声音：“特别像轻轻吹哨子。”

　　夜幕降临，政府军和反对派的子弹时常会在联合国营区上方交错。这时他们会呆在居住的集装箱里：“我们出不去，小便都是用矿泉水瓶解决的。”

　　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工作，难度可想而知。金山公安分局民警朱俊如曾两次参加维和任务，2008年第一次赴海地，他和另一名队员汤晓青被分配到当地最贫困的自由城堡省工作。

　　由于当地水源极不卫生，联合国自由城堡总部限量提供饮用水，其他的生活用水则必须自己解决，甚至发生过整整一个月没水没电。

　　为节约用水，朱俊如和汤晓青剃了光头。洗衣服要看老天“脸色”。两人找到一个大汽油桶，遇上下雨立即搬到屋檐下接水。至于上厕所，则要开车到三公里外的总部解决。

　　艰苦的环境中，两人几乎同时患上疟疾。可在当地唯一能做的，就是打一针退烧针。一周反复低烧，两人靠身体素质硬扛了过来。

　　尽管如此，中国的维和警察却以严明的纪律、出色的能力、良好的素养，赢得当地居民和维和同行们的尊敬。

　　海地维和警察总警监玛玛都·迪亚洛曾经赞赏上海维和警察是“任务区表现最出色的警队之一”。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曾举行授勋仪式，为由上海警察组成的中国第四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全体队员颁发“联合国和平勋章”。

　　第一次遭遇百人持械斗殴

　　伴随着战火的，还有无所不在的冲突。

　　去年7月19日的晚上，驻扎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朱俊如听到一号难民营传来载歌载舞的声音。这里以当地努尔族人为主，他们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前一天刚刚打了一场胜仗。

　　而距离不远的三号难民营，以丁卡族为主，他们支持政府军。循着歌声而来，双方数以百计的人展开了持械互殴。

　　尽管难民营“小打天天有、大打三六九”，但这样的阵仗连朱俊如也是第一次看到：“你能想象吗——天上漫天都是飞舞的石块，地上是横七竖八的刀棍和一大堆数不清楚、蜷成一团的难民，空气里还有先期到达的防暴队喷得到处都是的催泪瓦斯……”

　　总部办公室来的现场总指挥，一名健壮的波黑人，从腰带上抽出警棍，朝一名南非指挥官吼道：“带上60个防暴队员，跟我上去抓人！”又转头对朱俊如留下一句：“现在现场你来负责！”

　　“光靠这些防暴队员肯定不够用！”7月的非洲内陆，朱俊如头顶钢盔、身着防刺服，后背却冒出了冷汗。

　　60人组成的防暴盾阵像一叶孤舟左右摇摆在“黑色的海洋”里，渐渐被汹涌的人潮吞没。

　　看现场如此，朱俊如立即与其他指挥官交换意见，随即呼叫中国步兵营增援。随后他又指令余下的队员清空通道，随时准备抢救伤员。

　　增援部队来了4部装甲运兵车，还有近一个加强连都是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见此情景，大多数参与械斗的人群四散逃开，少数持刀砍人者，被快速控制。

　　朱俊如在难民营一个死角找到了防暴队。60个人，人人带伤，总指挥浑身有20多处大小伤口，有刀伤、钝器伤甚至是咬伤，浑身缝了20多针。

　　用“花”换来的地图

　　后来面对这样的冲突，朱俊如开始尝试用“中国式智慧”来解决——比如当“老娘舅”试图调停劝和矛盾激化的双方。

　　事实上，上海来的维和警察，很会用这些“中国式智慧”解决问题。他们在集装箱旁自己种蔬菜，以应对食品短缺。一些外国警察一开始以为中国警察在种“花”，但事后他们都很喜欢来这里蹭“花”吃。

　　“要在难民营开展警务工作，肯定离不开当地人的支持。”静安公安分局民警谢思迅在当地的工作模式，跟在上海走街串巷有些类似：谁家的帐篷漏水了，他带好工具去修补登记；抽空教当地孩子简单的汉语，跟当地男青年踢踢足球——在不经意的聊天中，也许就能捕捉到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次，谢思迅和另一名队员找两名当地人，想了解战区难民营中非法持有武器的情况。其中一人告诉他，前一天晚上当地军队与反政府武装战斗，缴获了一些地图：“你们看看有用吗？”

　　谢思迅接过地图一看，中石油的油田上被人做了个明显的标记。他摸了摸口袋，麦丽素已经发空了，只得送上自己种的“花”以示感谢。

　　拿着地图，谢思迅一行人跳上车飞奔往营地。警察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个标记不寻常。

　　路上，谢思迅打开电台，听到另一则重要消息：一股反政府武装在南苏丹西侧的法绍达区域集结，试图向他们所在的方向发动进攻。

　　当时中方油田的人员、物资都没有撤离，手中这份地图让他相信这很可能成为反政府军的攻击目标。

　　时间每过一秒，就意味着危险增加一分：“当时越野车的轮毂都开始冒烟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枚迫击炮弹落在不远处，车辆猛地一震，开始原地回旋：“当时脑子嗡地炸开了！”

　　所幸，不远处就驻扎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后，联合国援军赶来火力支援。护送之下，谢思迅一行人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营地。

　　一到营地，他就拨通卫星电话，向位于朱巴的指挥部报告了地图的情况。总部指令他向中石油负责人告知情况，并保持卫星电话联系……

　　两天后的晚上，数百枚炮弹啸叫着划亮夜空，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发生激烈交火。所幸谢思迅及时获取了这份地图，中石油的工作人员已在维和部队的保护下紧急撤离，人员安全。

　　不想见到战争与冲突

　　“对于我们这些维和警察，最不想见到的一定是冲突和战争。”朱俊如说，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生命受到威胁而产生的恐惧和怯懦，而是在见过战争、冲突所留下的、长时间无法抹去的伤害之后，会发自内心地“心疼”。

　　从和平的环境走出，在海外献出了生命——6月1日凌晨，在马里参与联合国维和工作时遭遇恐怖袭击不幸牺牲的申亮亮再次触动他们的心弦。

　　“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没人有资格说，危险不该归我，苦难不该归我，奉献不该归我，牺牲不该归我。”徐建军在申亮亮牺牲之后撰文这样说：“假如不该归你，那它该归谁呢？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付出，有在国内的，也有在国外的，他们都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热血挥洒在了危险的地方，苦难的地方，奉献的地方，他们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