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嘴接多起短信诈骗报警6成受害者高学历高收入”、“女研究生被骗48万网友：高学历低智商真让人着急”、“高知败给低学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会有类似的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在这些新闻里，受害人高知识高学历的背景往往被刻意强调。“高知”真的更容易受骗吗？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警示思考

　　与其对受骗群体的高学历背景过度渲染，恐怕更值得关注和警醒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生活在瞬息万变的风险社会之中，无论学识多寡、智商高低，每个人都可能被骗子盯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低智商才被骗”是误区

　　“帮你保研，帮找工作，全部都是，假的！假的！假的！”

　　2015年9月，复旦大学2015级新生入学教育大会上，在对3000多名大学新生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安全宣讲的末尾，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沪东高校派出所的警官谢晔连用3个感叹号，提醒新生“不要上当”。

　　2015年，复旦大学保卫处共接到在复旦校园内发生的，包括复旦师生和其他来访人员在内的、达到公安机关立案标准的诈骗案件共89起，涉案金额达100.7万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周在复旦校园内至少有1-2起被骗金额在500元以上的诈骗案发生。

　　“校园内的诈骗案确实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有明显增加。”复旦大学保卫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林杰说。

　　两年前，沪东高校派出所的警官谢晔和他的同事们创建了微信公众号“那个谢蜀黍”，目前，粉丝数量已经超过10000。

　　“那个谢蜀黍”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其中，有关诈骗的就占到工作量的一半以上。“谢蜀黍”每年受理或有效阻止的诈骗案件将近300起，最大的一笔诈骗金额达到了10万元。然而不知是不是巧合，这些诈骗案件大多发生在杨浦、闸北、虹口、宝山等4个片区内的23所高校之中，受骗人群中不乏复旦、同济、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的师生。

　　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2016年初，腾讯联合广东公安部门、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发布的《2015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告》同样显示，信息诈骗越来越精准，“高知”人群已成为大额诈骗的重灾区，“低智商”才被骗是一种认知误区。数据还进一步描述，事业单位职工、无业和离退休人员是高发人群，被骗者的文化水平很多都比较高。

　　社会传播，也推波助澜。现实生活中为了吸引足够的眼球，“高学历”、“高知群体”这样的标签常常成为挑动大众神经的“利器”，“高学历精英”与“低学历骗子”的PK也常常成为大众谈资。久而久之，“高知”群体在媒体诈骗报道里的一场场PK中逐渐败下阵来，为公众对“高知”群体“高分低能”的刻板印象添上新瓦。

　　面对这样一些事实，令人倍感困惑的是：为什么“高知”也容易受骗，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呢？

　　身处骗局就像“中了邪”

　　当派出所民警、室友、学校辅导员、银行保安、围观群众等十几个大活人站在何娇娇面前，告诉她“这钱千万不能转！电话那头是骗子”的时候，何娇娇仍然不肯相信，执意要把4000元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甚至还对接警赶来的民警说：“你们是假警察，我不相信你们！”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严星绝不会相信这起荒唐至极的诈骗案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2015年3月初的一天，室友何娇娇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神情紧张，不仅向电话那头的人一一报上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还一边接电话一边准备收拾东西去银行汇款。

　　联想到几天前的安全教育课程，严星立刻意识到，室友可能遇上骗子了。她一边尾随何娇娇，一边报了警。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所有人站在何娇娇面前告诉她那是诈骗时，何娇娇仍固执地相信电话那头告诉她的才是事实：“我们是国安局的同志，你涉嫌卷入一起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

　　电话那头的骗子大概听到了这头的动静，赶忙命令何娇娇“不用理会，赶紧打钱！转了钱你就没事了”。这时的何娇娇就像“中了邪”一样，完全落入了骗子设计的陷阱，她一边准备打钱一边对劝阻他的民警说：“你们是假警察，我不相信你们！”直到民警上前夺下她的手机和现金，并把银行卡交给学校辅导员暂时保管。

　　到现在严星也想不明白，平日里学业优异、性格很好的舍友何娇娇怎么会在一个诈骗电话的“忽悠”下就如同变了一个人，完全丧失理智、任由摆布呢？

　　谢晔说，绝大部分受骗者在受骗时都会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心理状态。程度轻的，表现为平时不相信的事情在当时却“鬼使神差地信了邪”，程度较重的就会像何娇娇一样，甚至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

　　骗子攻心靠三招

　　受骗的人为什么会出现“中邪”一般极为反常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事后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却迷迷糊糊上了当？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张结海教授曾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就骗子是怎样把握人的心理做出过科学分析。他认为，骗局中一共有3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关键因素:制造一个危机事件。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骗子首先会制造一个危机事件，就像何娇娇遇到的“涉嫌卷入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或者还有法院强制执行、欠费、银行卡安全受到威胁等。而人类在面对危机事件时会出现一种“应激状态”，肾上腺素分泌水平提高，心跳加快、血压升高。

　　应激状态会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决策水平和决策质量下降，应激状态下，我们感觉时间匆匆忙忙、有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做决策就不从容也不理智了；第二，人会处于一种“行动”的状态，因为肾上腺素、心跳、血压水平的变化就是为“行动”做准备的，这个时候人坐不住、静不下来。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骗子容易让受害人动起来，同时骗子又要求速战速决，更减少了判断的时间。

　　第二个关键因素:形成一个导致信任结果的信息链。

　　为了达到让受害人信任自己的目的，骗子会事先掌握受害人的个人信息以形成一个能够导致信任的信息链。就像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你跟前，自称是你父亲的好友，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如果他只能说出极少数关于你的情况，你多少会产生怀疑，相反，如果他能说出很多不为外人知道的细节，你就会慢慢开始相信他确实是你父亲的好友。

　　第三个关键因素:冒充一个权威部门。

　　骗子通常冒充一个权威部门，不是公安、法院，就是电信、银行、医院，还故意表现出这些部门之间在相互配合，所以很容易获得受害人的信赖。之后，他们还会使用法院传唤、安全账号、安全网络这些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并不熟悉的术语。骗子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受害人既相信他们确实是权威部门，同时又不会怀疑他们转移受害人金钱的做法。

　　在这三个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会处于一种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紧张状态，甄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急剧下降、甚至丧失基本的常识判断。而在这时，迷迷糊糊的受骗者为了快速脱离“危险”，往往就会“一意孤行”，落入骗子的圈套。

　　“无菌”环境蕴含风险

　　“从小爸爸妈妈、学校老师都告诉我，世界很美好，对人要真诚。我从没想过真的会有人无缘无故地伤害我。”回忆起被骗的经历，王晗辰还带着哭腔。她说，经历了这次被骗，自己感觉“天一下就黑了，‘三观’都被颠覆了”。

　　王晗辰是上海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从小父母家人就对她百般呵护，成长一帆风顺，从未经受过什么挫折。然而，去年一段被骗的“惨痛经历”却让她措手不及，心有余悸。

　　2015年11月11日，王晗辰上网预订回家的机票。然而，在她完成了402元机票的付款后，并未像往常一样收到“出票成功”的提示短信，而是接到了 “携程网客服人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系统显示付款不成功，需要银行的转账凭证，并授意王晗辰找到最近的ATM机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并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王晗辰只是隐隐觉得“买个机票怎么这么麻烦”，只想快点结束这个“麻烦”的她没有多想，来到学校的ATM机前一步一步跟着电话指示操作。

　　时过境迁，王晗辰转走的10000元至今没能追回，但比钱被骗走“后坐力”更强的，是这件事情对她造成的心灵创伤。直到现在，她也不能释怀，甚至不愿再跟人提起，在她看来，“这简直是成长到现在自己遭受的最大的挫折了”。

　　王晗辰的经历并不是个案。

　　2010年，北京某高校就曾为了探究高校诈骗频发的原因展开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学生们所接触的社会环境、社会阅历与家庭学校的安全教育才是影响他们遭遇诈骗后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

　　“高知”并不意味着社会阅历多。尤其现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家长和社会竭尽全力将一切“负面”信息摒除在外，以为这样就是对未成年人好，打造出一个“无菌”环境。加上从小接受的安全教育和风险教育严重不足，这些“温室里的花朵”，社会经验有限，反而容易落入骗子的圈套。

　　遇到现实问题时，“经验不足”的“高知”们缺乏自我保护最基本的“怀疑心”，思考常常流于表象，轻信偏信。“有来报案的高校学生甚至说：‘我问对方是不是骗子，他说他不是。’”谢晔无奈地摇摇头。

　　另一方面，防骗教育也相对滞后。长久以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安全防范知识不够重视。家长对于孩子成长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则多是简单地用“可以做”、 “不准做”来限制其发生。有受骗者就曾说：“从小，父母老师都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小心坏人’，但是从没有人真正告诉过我什么样的人才是‘坏人’，要怎么样才能辨别出他是不是‘坏人’啊。”

　　不仅是“成长中”的学生，受骗人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教职员工、研究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员等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有的教授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领域，成天在实验室做实验，有可能与社会的接触有限。学术经验丰富并不代表社会经验丰富，上当受骗也并不奇怪。”林杰如是说道。

　　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公务员群体，在生活中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交圈，这些圈子中的人知识水平和素质也相对较高，因此他们对诈骗案件和宣传预防诈骗的信息接触有限，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往往成为骗子实施诈骗的目标。

　　奇怪的“第三人效果”

　　“昨天我们刚到你们学校去宣传过，怎么今天就又有人被骗了？”报案时，办案民警的这句话让胡离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不是没见过防骗宣传、不是没受过防骗教育，而是“不走心”，骗局落到自己头上才懂得“原来这不是别人的事儿”——这是大多数受害者被骗后“最痛的领悟”。

　　在受骗之前，胡离对发生在学校的几起冒充老师和领导的骗局早有耳闻，对于去年开始频繁出现的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诈骗方式，辅导员已经提醒大家不止一次了。然而，直到自己落入陷阱，胡离才相信，“原来自己也是会被骗的”。

　　2015年暑假，实习一周后，胡离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喂，小胡，我是你单位的领导。”

　　“您是哪位领导？”胡离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电话那头的语气立马严肃起来：“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胡离吓了一跳，意识到可能是之前打过照面的实习单位的老总，便试探性地问道：“您是蒋总？”

　　“对，我就是蒋总。”由于电话那头的东北口音和蒋总很像，胡离并没有过多怀疑，并答应了第二天早上9点在公司和“蒋总”见面。“蒋总”还在挂电话前交代他：“你明早上楼前先给我来个电话。”

　　第二天，胡离如约来到办公室楼下并拨通了“蒋总”的电话，“蒋总”却压低声音对他说：“我在接待一个‘大领导’，钱不太够，你先借我，等下上来我还你。”

　　“您需要多少钱？”胡离问。对方说：“你先给‘大领导’打一万吧。”

　　胡离马上把余额宝和卡里的钱凑了凑打到了“蒋总”告诉他的“大领导”的账户里，“两小时内到账”，他给蒋总发了短信。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蒋总”还没让自己上楼，胡离越想越不踏实，正想上楼看看，“蒋总”又打来电话，说钱不够，还要再打。胡离隐约觉得不对劲，就反问对方公司的名字和地址，对方语气仍然强硬，回答却立马露了怯：“我是领导，你怎么敢质疑我！”

　　胡离挂断电话，赶紧上楼，跑进办公室就问：“蒋总来了吗？”同事的回答让他崩溃：蒋总在外地出差。意识到被骗的胡离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回想起上当受骗的细节，胡离都觉得不可思议：“事后跳脱出来回想，骗子的每一步都相当拙劣，‘猜猜我是谁’的骗局老师也早就跟我们讲过了，可还是这样一步一步中了骗子的圈套。被骗之前，总觉得骗局离我太远了。”

　　“很多看过宣传片、听过讲座的同学甚至老师，又被同样的、自己一字一句在笔记本上写下来的方法骗了。”这样的情况让谢晔和同事们在工作中深感无奈。

　　虽然各大高校每年都会对新老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辅导员会定期在班级群里发送防骗信息、每栋宿舍楼下都贴着防骗海报、谢晔和他的同事们日复一日地办案和宣讲……可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认为这些信息跟自己有关。

　　新闻传播学中著名的“第三人效果”理论指出，在接受劝服信息时（如防骗宣传），绝大多数的人会低估其对自身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在看到诈骗新闻或者在接受防骗教育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认为，诈骗更容易发生在别人而非自己身上，因而，其他人比自己更需要警惕被骗。

　　或许，这样的“第三人效果”在拥有高知识、高智商的“高知”们身上更加显著。自认为懂得不少的高知们往往对诈骗新闻和防骗教育不屑一顾，“这是说给别人听的”、“我智商才没有那么低呢，我不会被骗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更需要这些宣传，我不是”，这是他们的普遍想法。然而，事实证明，上当受骗的往往就是这些“从没想过自己会被骗”的群体。

　　谢晔感叹道，“目前工作开展最困难的不是别的，而是很多人不上心。其实，如果有足够的防范意识和防骗知识，很多骗局是可以防住的。”

　　每个人都可能被骗子盯上

　　科学技术就像一柄双刃剑，既快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根源。

　　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最常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三大诈骗类型分别是：1、刷单刷信誉（以“为商家刷销量刷好评率”等电商兼职为诱饵进行诈骗）；2、“猜猜我是谁”（冒充上级领导、老师或者政府公检法部门进行诈骗）；3、网购交易（通过交易失败、付款不成功、地址错误、包裹冒领等虚假信息进行诈骗）。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相较于以往的当面诈骗，网络诈骗和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要低得多，犯罪分子只需要动动手指群发短信，或者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就能使受骗者上钩。正因如此，近年来诈骗案件整体呈高发态势，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并且由于互联网和电信诈骗的匿名特征，案件的侦破难度和被骗款项的追回难度都远远高于以往。

　　这些“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段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人们对骗局和防骗的认知。此前，人们多半认为上当受骗跟贪小便宜有关，只要自己没有贪念便不会被骗。而现在，高科技和信息泄露成为骗子的两大“帮凶”，骗子的骗术更加精密和“个性化”，甚至会根据受害个体的特点“量身定做”骗局。“高知”人群被骗且往往被骗金额很大，较直接的原因就是骗子们深谙这个群体的某些特点：

　　比如，“高知”人群习惯使用网银、支付宝、微信转账等支付平台，诈骗成本低且难追回；埋头做研究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与社会接触较少，对上级领导和公检法国家机关有相当的信任感，接到冒充电话较容易相信；一部分“高知”非常看重名誉和清白，急于证明自己而落入骗子的圈套；新入学的大学生刚刚获得财务支配自由，身处陌生环境且社会经验严重欠缺，极易上当受骗；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即将走入社会，有兼职赚钱、财务独立的需求，容易轻信某些所谓“生财捷径”……

　　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当代社会逐渐进入风险社会。各种新生事物挑战着人类的风险防控能力，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控制。

　　与其对受骗群体的高学历背景过度渲染，恐怕更值得关注和警醒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生活在瞬息万变的风险社会之中，无论学识多寡、智商高低，每个人都可能被骗子盯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晗辰、严星、何娇娇、胡离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