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一年来审结案件1653件，被誉为“家门口的最高法”

巡回法庭 如何种好“试验田”

　　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最高法巡回法庭建设成果引人注目。“两个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1653件，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中说。

　　2015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广东省深圳市揭牌，3天后，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作为司法改革的 “试验田”和“排头兵”，这一南一北两个巡回法庭，肩负着司法改革路上的“先行者”的重要使命。

　　自成立伊始，两个巡回法庭始终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通过深入推进各项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努力探索公开透明、公正高效、廉洁权威的司法新模式，在提高审判质效、方便当事人诉讼、化解信访矛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全面推行司法改革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让许多人感到振奋。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这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的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教授说。

　　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让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巡回法庭在实现司法便民利民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实现了中央设立巡回法庭的改革初衷。”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如此评价。

　　为了进一步实现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两个巡回法庭充分发挥巡回职能，全年到巡回区巡回开庭、听证近两百次，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自2015年2月2日开门办公至2015年12月31日，两个巡回法庭不到一年就接待来访超过4.3万人次，充分发挥了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功能。如果没有巡回法庭，这些当事人可能会到北京上访，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压力多大，社会成本多高，可想而知。”付子堂说。

　　两个巡回法庭通过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第一巡回法庭强化实质性解决纠纷理念，针对特定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2015年共提审27件案件；第二巡回法庭秉承“坚持最后一问”的工作理念，采取主审法官接访、聘用法律志愿者等方式，有效化解矛盾，重复访从20.25%下降到10.26%，登记案件数量占到最高法东三省登记数的85%，有效发挥了吸附作用。经过一年的努力，两个巡回法庭所在地区的信访人数呈平稳下降趋势。

　　推进回归司法本位

　　最高法巡回法庭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审判组织，理应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要求，按照全新的模式来建设。

　　巡回法庭通过全面推行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有效地去除了司法行政化，让审判活动回归司法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推进整个司法系统从行政化模式向司法本位回归。

　　“巡回法庭实行法官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每个巡回法庭仅有包括一位庭长、两位副庭长在内的12名主审法官员额，每位主审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形成‘1+1+1’的审判团队。”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说。

　　在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机制方面，巡回法庭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承办人担任审判长并自行签发裁判文书，庭长、副庭长仅在自己承办案件或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的情况下才审核签发裁判文书。庭领导也要亲自办案，这体现了“直接性”“亲历性”的司法规律，消除了审判环节行政化倾向。

　　“巡回法庭内部机构设置避免‘叠床架屋’，除了法官团队外，综合行政、司法调研、后勤事务、政工监察等统一归综合办公室负责，不再另设机构。” 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说。

　　此外，为配合主审法官、合议庭负责制的实施，巡回法庭还积极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如第一巡回法庭建立了自由裁量权约束机制，包括检索近3年类似案件制度、裁判文书由30%法官交叉校验制度、主审法官联席会制度等，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堵塞自由裁量权滥用漏洞。

　　人财物都归最高法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派出机构，通过在巡回区内的巡回审判和接访，近距离接触地方司法样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指导。对于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可以报请最高法本部研究解决问题。但设立在地方的巡回法庭会不会因为时间长了而产生地方化的问题？

　　乔晓阳说，巡回法庭人财物都归最高人民法院管理，从体制机制上减少了与地方产生利益勾连的可能性；巡回法庭的审判人员实行轮换制，每两年一轮换，有效防止了在巡回区内形成利益交换关系；巡回法庭坚决落实主审法官负责制，这意味着主审法官对自己的案件负全责，一旦出现问题，终身追责，使得主审法官有责任心和勇气抵制来自各方面包括地方领导对具体案件的不当干预。另外，巡回法庭建立了干预过问案件全程留痕制度，并设专职的廉政监察员，负责巡回法庭的日常廉政监督工作，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保障巡回法庭的司法活动独立性。

　　“到目前为止，两个巡回法庭均未收到任何领导干部批转的案件，也未发现任何过问插手干预案件的情况。这足以说明，巡回法庭的改革已经产生了实效，极大地提高了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说。

　　补齐职业保障短板

　　“实践证明，巡回法庭改革符合司法规律，符合党中央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应当逐步向纵深推进。”乔晓阳说。

　　“目前，巡回法庭主要审理再审案件，跨区域案件、二审案件很少，要通过适当降低巡回法庭受理跨区域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推动建立‘飞跃上诉’制度等方式，确保巡回法庭‘去地方化’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乔晓阳建议。

　　一年来，巡回法庭除了积极践行中央关于巡回法庭的各项改革要求外，还在全面推行司法改革中承担着先行者和探路人的使命和担当，充分发挥了司法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如巡回法庭建立实习助理、法律志愿者、主审法官与法学专家互聘等合作交流机制。第一巡回法庭坚持“开前门，堵后门”，推动构建法官与律师的新型职业关系，建立与律师的定期联席会议、预约会谈等机制，充分保障律师权利。第二巡回法庭建立法律释明机制，在案件审理中具体落实干预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下一步要落实探索新的改革措施。如进一步畅通沟通法官——律师交流渠道，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良性关系；加强信息化建设，升级人权司法保障措施；进一步发挥律师在纠纷解决中的积极作用。”付子堂说。

　　“目前，巡回法庭各项改革均走在了司法改革的前沿，但在职业保障方面还存在短板。”乔晓阳说，要根据巡回法庭机构常设性和人员流动性之间矛盾的特点，形成符合巡回法庭需求的组织人事、工资福利及其他方面的保障政策和制度安排，解决人员来去衔接等问题。（徐 隽 陆任驰）